1971年，唐亮被叶帅电话叫去北京述职，张锐劝他：你已经离休8年，怎么还要述职呢？
1949年4月的秦淮河畔晨雾未散，几辆挂着八一军旗的卡车驶进总统府旧址。车门一开，一位中等身材、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将领举目环顾，他就是刚被任命为南京军管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唐亮。城防尚未尽清，暗枪时有响动，他仍坚持穿旧军装、不带警卫，只拎着公文包踏入满地狼藉的院落。有人劝他住进安全的招待所，他摆手道：“城是接管来的，不是借住来的。”寥寥一句，定下了这座新生之都的纪律基调。
第一桩棘手事来自金库。国民党要员匆忙南撤时留下数十箱金银字画，甚至连于右任珍爱的赤金弥勒佛也在其中。唐亮命人当场清点，连夜编号封缄，并给中央拍电报报告处理意见。几天后他亲自领着审计组开启仓门，逐件登记。站在寒风中的士兵小声嘀咕：“首长，这么做太费劲。”唐亮抬头道：“军人先收心，再收城。”短短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立刻挺直了腰板。从那一刻起，“规矩”二字在南京落了地。

高压之下，唐亮的身体却在透支。1958年盛夏，他在军区作战会议上突感胸闷，额头冒汗，话音未落便扶桌而倒。军医赶到测得血压飙至二百。医生叮嘱：“必须立即停职疗养！”唐亮睁眼苦笑：“停一阵子行，不能停一辈子。”可医生的处方却是半年静养。华东军区一度空出的位置，被同僚们轮流补位。此后五年，他往返于疗养院与家中，枸杞泡水成了日常，公文却始终放在床头的小柜里。

1966年春风突变，全国风雷激荡。多方电报催他进京“参加讨论”，他婉拒，只回了一句：“身体不支，难以久坐。”事实上，那几年他每日散步于中山陵石阶，回避风浪，也在自我思考――离职干部如何保持对部队的情感？张锐为他量血压时，听他喃喃：“有朝一日，若再上战位，可别让我掉队。”她轻拍他肩：“先把命保住。”
1971年冬，电话铃声深夜骤响。话筒那端传来叶剑英低沉而急促的声音，言辞简短却不容推辞：“部里需要你，北京见。”已离休八年的唐亮没有犹豫，披衣即起。动身前，他只对妻子说了七个字：“老兵归队，责无旁贷。”同年末，他抵达西郊军政大学旧址。这所院校在动荡中荒废，教室当过仓库，操场长满荒草，连黑板都裂出蜘蛛网。校门口，李德生与肖克迎上前，“老唐，活还得从头干。”三位老将互视而笑，却都看见了对方鬓角的霜白。

复课第一天，唐亮走进礼堂，声音并不洪亮，却字字清晰，开篇提到当年南京接管的弥勒佛处理：“那不是一尊佛像，而是一面镜子，照着自己是否清白。”年轻学员静默听讲，许多人第一次在动荡后听到如此平实却有力的党史课。随后，唐亮提出“经费先审后批”，退回了几十张滥报的票据。有人私下议论“院长太较真”，他只淡淡回应：“口袋不干净，讲台也站不稳。”一句话堵住了所有埋怨。
军政大学复苏进程并不平坦。教材散佚、师资流失、课堂秩序亟待重整，唐亮索性把办公室搬进教研室，午饭后常拉着年轻教员讨论到深夜。1977年底，中央决定重组政治学院，他应邀出任院长。那年他已67岁，为了方便就医，他坚持把办公楼设在距海淀医院步行五分钟的旧楼里，同事担忧他体力，他却笑道：“离医院近，学生就远了？走几步路，人更精神。”

在随后的岁月中，他每周两次登台授课，讲统一战线、讲长征，也讲自己与陈毅、粟裕在苏中鏖战的得失。年轻军官们记得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打仗靠胆识，更靠制度。”1986年11月20日，唐亮病逝，终年76岁。噩耗传至南京，老兵们自发来到中山陵石阶，默立许久。人们念叨他留下的种种要求：财务章程、教材审定表、以及那句简短有力的批示。有人感慨：“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写进了军队该有的规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