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43岁被秘密召进北京，领到一张纸条：“去上海，找一间没挂牌的工厂，造一种‘看不见的零件’它不发光、不导电、不发声，但少了它，原子弹就永远点不着火！”

吴自良在上海冶金研究所的办公室里放下信封，心里并没有恐慌，他清楚这意味着整个国家的信任和责任都落在自己肩上。

1963年，吴自良提出了新的材料方案，这一方案不同于传统工艺，可以在极端腐蚀环境下保持膜的均匀性。

回忆往事时，许多团队成员提到，正是吴自良早年在上海冶金研究所培养年轻科研力量的经验，让团队在面临完全未知的技术问题时能够自我组织、自我突破。

1964年秋，这批分离膜顺利运往西北铀浓缩厂，为中国原子弹的顺利研制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持。

吴自良的一生几乎都是与科研和人才培养紧密相连。1950年代，他坚持在实验室一线指导青年科研人员操作粉末冶金和特种金属实验，为核工业储备人才。

攻关分离膜时，他仍亲自带队操作，每一步都在实验和管理中结合。这种对科研和人才的双重关注，使得中国早期核工业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形成自主技术体系。

即便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吴自良依旧关注新材料研究和科研队伍建设，定期参与学术交流，指导青年学者实验方法和团队管理。

他常说，科研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培养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人。年轻科研人员后来在各自领域承担起重要任务时，常引用吴自良当年带领团队攻克难题的经验作为标杆。

他的日常生活很平静，没有公开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但在上海冶金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留下的是一代又一代科研骨干的实践记录。

吴自良以国家需求为先的态度，使科研工作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科研团队文化，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即便几十年后，这段历史才逐渐被披露，年轻科研人员仍谈起那段日夜奋战的岁月，依旧感受到吴自良在实验室内外传递的使命感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