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总理见到昔日救命恩人，直言军衔太低，恩人为何如此回答？
1955年9月27日清晨，北京的天刚泛出鱼肚白，建国后的首次大规模授衔大会在中南海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走廊尽头，一个背影微驼的中年军医正对着穿得笔挺的年轻助手嘱咐：“别忘了给卫生队留两卷绷带，多带一瓶酒精。”只有极少人认得他——李治，这位在红军时代就成了“救火队长”的老医生，如今却只排在受衔名单的最末尾，肩章上那枚小小的少将星徽，与他的资历对比，显得格外不相称。
李治并不在意。他摸了摸陈旧的军帽，下意识地想起24年前的另一个清晨。那是1931年初夏，赣南山路泥泞，一名侦察兵被竹丛里的竹叶青咬伤，毒素迅速沿着血管向心脏蔓延。药箱里只有碘酒和两片阿司匹林，李治二话不说俯身去吸出毒血。“李医生，小心！”警卫员吓得直跺脚。他抬头咧嘴一笑：“命要紧，牙刷回去再换。”那一幕恰被途经的毛泽东看见，后来在会议上提起：“这样的军医，不能少。”一句话，把原本身份尴尬的国民党俘虏医生，留在了红军医疗队。

进入红军后，李治才真正理解什么叫“用生命守护生命”。野战医院就设在山沟里，担架用竹子扎，药品常常不够，他把被服剪成绷带；没有麻药，便靠烈酒掺草药；伤员解渴，他就带人凌晨去露水最重的草坡收集草尖的水珠。有人统计，仅在反“围剿”期间，他先后为一千多名伤员做过紧急处置。

长征途中，他的医术与胆识再度被考验。行至乌蒙山脉时，周恩来因持续高烧腹痛险些晕厥。简单的探腹敲诊后，李治判断为急性肝脓肿，可手术器械缺乏，真刀上阵等于赌命。他抬头望着漫山积雪，忽然灵机一动，调集战士连夜凿冰。接连三晚，冰块被装进兽皮袋中，贴敷在周恩来右上腹；再配合青霉素替代品和引流针头，体温终于降下来。第四天清晨，邓颖超握住他的手，眼眶通红地说：“老李，恩情无以为报。”他只摆摆手：“能站起来指挥，就值了。”
行军岁月残酷，医生也难免病倒。一次高原行军，他因恶性疟疾昏迷，体温烧到41℃。毛泽东闻讯赶来，提着半篮鸡蛋蹲在行军锅旁，写下一行字塞给警卫：“李治同志不能倒。”纸条被密封在药箱里，谁都知道，只要上面那六个字在，任何流言都不敢近前。几个月后，李治强撑着病体又回到手术台，一双因疟疾发抖的手在伤员腹腔里依旧稳若磐石。

时光流转，烽火散去。新中国建立后，军医系统重整，论资排辈的日子到了。1955年的授衔大会上，周恩来握着李治的肩膀，压低声音：“老李，你的军衔太低了。”李治哈哈一笑：“周副主席，难道要让我在手术台上背星数？别闹。”周恩来摇头，眼里却带着歉意。军医编制有限，少将已属高配，再往上几乎空缺，可他始终觉得，这位救命恩人本应得到更多认可。
李治对这些并不上心。空闲时，他常背着双肩包去北京胡同里的小诊所义诊，回到家仍睡那条长征时带回的破羊皮褥子。有人劝他换新的，他笑言：“这东西还能盖，且保暖。”几十年如一日，所获补助大半捐给了军区卫生学校办学。有人问他图什么，他拍拍口袋：“小挎包能装就够。”

1988年晚秋，90岁的李治在医院悄然离世。告别仪式上，战士们把一件早已褪色的白大褂铺在他胸前，旁边摆着那张斑驳的纸条与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军号声中，人们才恍然想起，这位少将曾在最黑暗的战火里点亮过无数人的生机，而他留给后辈的，不只是医术，更是那句常挂在嘴边的话：“医者无阶，救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