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86年，“农民副总理”陈永贵留下遗嘱，要把所有积蓄捐给国家，但妻子坚决不同意，得知原因后，他十分自责地修改了遗嘱。
 
1986年春天，75岁的陈永贵坐在书桌前，盯着那张写了一半的遗嘱，手有点抖，桌上摊着的数字很简单：8023元，这是他一辈子攒下的全部家当。
 
他想把这笔钱全捐给国家，一个农民出身的副总理临了了，还想着再为国家出把力，听起来挺感人，可他妻子死活不答应。
 
“儿子马上要高考了，家里得留点钱当学费啊。”这话像一盆冷水把陈永贵浇醒了，他愣在那儿，半天没说话，是啊，光顾着为国操心，把自家忘了个干净。
 
陈永贵这辈子，活得很“拧巴”，1953年来到大寨村当支书，那会儿村里穷得叮当响，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
 
1959年一场大旱，好不容易攒的点家底又打了水漂，他带着村民修水渠、挖蓄水池，硬是把这个烂摊子收拾出了名堂。
 
到了1975年，他作为农民代表进了北京，当上国务院副总理，专管全国农业，官做大了，可他没变，头上还是包着粗布巾，脚上还是穿布鞋，照样下地干活，不转户口，不脱农籍，死守着农民的本色。
 
干了五年，他主动辞职回了老家，回来就想清静过日子，多陪陪家人，可没想到，晚年查出了肺癌。
 
面对绝症，他倒挺坦然，觉得自己一个农民能当副总理，是党培养的值了，所以他想把全部积蓄交给国家，最后再使把劲，可妻子那句话把他拉回了现实。
 
陈永贵低下头，盯着那张泛黄的老照片，年轻时两口子刚结婚，笑得那么甜，他心里不是滋味。
 
这些年，他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确实亏欠了家里，作为丈夫和爸爸，他也有责任让家人过好，他拿起笔把遗嘱改了：留3000块给儿子上大学，剩下5000块捐给国家，资助农村教育。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长出了一口气，这回既照顾了国家，也护住了小家。
 
陈永贵盼着儿子好好读书，将来也能为国家为老百姓出点力，他想，让更多的孩子有书念，有出息，国家才有希望。
 
没过多久，陈永贵走了，那份遗嘱上的数字像是一道算术题的答案，却写满了他这辈子的活法：一个普通人怎么在爱小家和爱大家之间找到平衡，他用8023块钱给后人上了一课：为国尽忠和为家尽责从来不是对立的选择题。
 主要信源：（中国经济网——1978年：陈永贵面对大寨的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