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华科大的在读医学博士，却在11天内连续捐精5次后突然猝死，父亲四处搜集证据，向医院索赔400万，更是直言：我儿子连一头牛都不如吗？他就是郑刚。

主要信源：（北方网——华科大博士第五次捐精时猝死 父亲要求尸检遭拒）

2011年2月12日，武汉一家医院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料到的事。

一个正在读博的医学高材生，在捐精过程中突然倒地，再也没醒过来。

这个人叫郑刚，华中科技大学心脑外科专业在读博士，同时也是这家医院的主治医师。

11天之内，他连续捐了5次精，第5次出了事。

消息传到父亲郑金龙耳朵里时，老人正在湖北老家的地里干活。

他扔下锄头就往武汉赶，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

儿子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

郑刚是郑金龙的小儿子，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郑金龙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年轻时赶上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挨过饿吃过苦。

后来高考恢复，他看着下乡知青回城备考，明白了一个道理：

有文化才能翻身。

他自己没赶上好时候，就把希望全压在两个孩子身上。

大儿子郑静中考差了几分，主动放弃学业南下打工，把家里的资源留给弟弟。

郑刚没有辜负这份牺牲，从小就是村里公认的好苗子。

别的孩子在田埂上疯跑时，他窝在家里看书。

从小学到高中，成绩始终排在前面。

高考那年他考上华中科技大学医学专业，整个村子都轰动了。

本科毕业后郑刚进入医院工作，一干就是七年。

高强度的工作没有消磨他的斗志，他一直惦记着考博这件事。

2010年，他如愿成为华中科技大学硕博连读的医学博士，主攻心脑外科。

这一年他还结了婚，妻子是同院的同事。

就在郑刚读博第一年，湖北省人类精子库进入试运行阶段，这个项目挂在华中科技大学名下。

学校为了推动精子库发展，在校园里拉起横幅，号召学生参与捐精。

横幅上写着“高智商优质基因”几个大字。

郑刚一开始并没有多大兴趣。

他是个已婚男人，工作繁忙，捐精对他来说既不是刚需也不是乐趣。

但学校反复动员，碍于情面，他最后还是答应了。

2010年12月，郑刚签了捐精同意书。

体检很顺利，他从小在农村长大，身体底子好，各项指标都达标。

按照规定，他需要完成10次采精才算完成任务。

2011年2月1日，他开始第一次捐精。

前4次没有问题。

到了2月12日，也就是第11天，郑刚第5次走进取精室。

按照正常流程，采精一般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完成。

可到了中午，医生发现郑刚迟迟没有出来。

等到下午将近两点，她起身去查看。

取精室的门虚掩着。

医生推开门，看见郑刚趴在地上，身体僵硬，嘴唇发白，只剩一丝微弱呼吸。

她赶紧拨打120，但最终没能把人救回来。

医院出具的死亡原因是心脏猝死。

这个结论让郑金龙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他赶到医院时看到的已经是儿子的遗体，整个人瘫坐在走廊里，半天说不出话。

更让他寒心的是学校和精子库的态度。

对方表示愿意从人道主义角度补助8.8万元，用于料理后事。

郑金龙当场就炸了，他红着眼睛质问：

村里一头黄牛都要卖上万块钱，我儿子一个博士生，连头牛都不如？

郑金龙文化程度不高，不懂法律条文，但他认准一个死理：

儿子是在精子库出的事，对方就得负责。

他决定打官司，没钱请律师就自己查资料，不懂流程就四处打听。

那段时间他频繁往返于鄂州和武汉之间，把能想到的证据全都翻出来。

他还想给儿子做尸检，搞清楚真正死因。

但这个要求被拒绝，尸体很快被火化。

后来他才知道，儿媳吴女士已经在医院的处理文件上签了字，学校还承诺减免2万元学费并帮忙安排工作。

2011年，郑金龙把学校和精子库告上法庭，索赔400万元。

在当年的武汉，400万足够买6套100平的房子。

这个数字远远超出正常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但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看，一条人命值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楚。

法庭上，郑金龙一个人站在原告席上，怀里抱着一大包资料。

里面有郑刚从小到大获得的奖状，有村里人写的证明材料，有他四处搜集的健康记录。

他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念着材料，念几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

法官问他索赔金额是400万还是4000万，他愣了一下，眼眶通红地说400万。

那一刻，他大概也意识到这笔钱可能要不到，但他还是要争一口气。

一审判决下来，法院认为精子库在采精过程中没有违规操作，郑刚的死亡属于意外事件。

但考虑到事情发生在精子库的场地内，判决精子库赔偿19万余元。

郑金龙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19万块钱，买不回一条命，也填不平一个父亲心里的窟窿。

郑金龙最后带着这笔钱回了老家，村里人见了面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叹口气拍拍他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