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北宋亡于金兵铁骑的人，多半没算过一笔账。

宋神宗熙宁年间，全国拥有土地的自耕农户还有六百多万。等到了他孙子宋徽宗手里，这个数字掉到了三百九十万。四成的人丢了田。丢田不是去当工人，也不是去经商，丢田就是变成“客户”——一个文绉绉的说法，翻译过来叫“无地流民”。

流民靠什么活？宋仁宗时候有个叫李若谷的官员，路过京东西路，发现一县之中，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占了三分之一。他在奏折里写了一句很实在的话：“既无户籍，不属保甲，至有杀人越货而逃，官司莫知所踪。”官府连这些人是谁都不知道。

这就是北宋末年的基础设定——几百万人从土地上被赶走，在法律上不存在，在户籍上查不到，在官府的眼里是一团空气。

空气不会说话，但空气会饿。

陕西有个商人叫李诚，贩了几匹布出门，三个月没回来。他老婆沿路问了个遍，没人见过。这事没有苦主，没有案卷，没有下文。不是官府不作为，是县衙连俸禄都发不出来了。北宋初年规定县里留两成税赋自用，到了末年，《文献通考》里记载，很多县的留存比例连百分之三都不到。一个发不出工资的衙门，你指望它去查失踪人口？

这就有意思了。

朝廷不是不管基层，是管的方式出了问题。王安石搞保甲法，十家一保，五十家一大保，连坐监视，听起来密不透风。结果司马光在奏折里说了一句狠话：“保甲之扰，尤甚于盗贼。”富户花钱免役，穷户被抓去操练，地里的庄稼烂了也没人收。陕西有个县，老百姓直接把保甲的名册给烧了，还把来检查的巡检官打了一顿。

与此同时，朝廷又不准老百姓自己管自己。陕西蓝田吕家搞了个《吕氏乡约》，想让大家互相帮衬、互相规劝，历史上评价很高，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成文乡约。但实际推行效果呢？《蓝田县志》里记了，从头到尾就在吕家那几村子里转，压根推不出去。不是乡约不好，是朝廷不允许。一个能让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的社会，对皇帝来说比强盗还可怕。

不让老百姓自己管，自己又管不了，那这块空白谁来填？

地主和胥吏。

有个叫“诡名子户”的操作，穷人把田卖给地主之后，地主把自己的名字藏起来，纸面上穷人还是田主，税照交。还有一种叫“手实法”，让老百姓自己报家产定税级，乡里的书手跟大户串通一气，穷人的名字写成富户，富户的名字写成穷鬼。学者算过，光这两样，北宋末期的税款流失就在一成到一成半之间。这一成半的窟窿，最后全砸在那些还在交税的倒霉蛋头上。

交不上怎么办？借高利贷。

青州那边有个规矩，春借一斗粮，秋还三斗。年利率百分之两百。还不起就拿田抵债。南宋初年有人统计过荆湖南路某个县的田产诉讼，三十四起案子里，有二十一起是因为高利贷把田搞没了。

地没了，人就变成流民。流民没饭吃，就会变成另外一样东西。

陕西那个叫李诚的商人，就是这么消失的。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条路上被人放倒，也不知道他被端上了谁家的饭桌。

但那几百万流民，每一张嘴都在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