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独立骑兵师奉命进军西藏，彭德怀亲自向师长何家产下达了重要任务
1950年初春，新疆南缘的寒风依旧锋利，中央驻乌鲁木齐前线指挥部却比空气更紧张——一纸电令，自西安飞抵：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从南疆抽调精干，组建一支能跨越昆仑的骑兵劲旅，并为西藏方向开辟通道。
彼时，新中国甫一诞生，西南边陲仍云谲波诡。班禅噶厦尚未彻底归顺，印控商道暗流涌动，西藏腹地的局势牵动着北京的神经。中央深知，若要让五星红旗在雪域高原迎风，必须先握住通往阿里一线的生命线。铁路、公路尚在规划，惟有骑兵方可依靠马蹄的韧劲去丈量千里冰川。

王震在南疆翻阅部署图时，用铅笔划了重重一圈，随即叫来二军副政委左齐——那位因负伤失去一臂却仍骑术精湛的老将。左齐直言物资匮乏、人马难配。王震没有多话，只盯着对方留下八个字：“限期一月，务必成师。”这张纸随即押上印章，成了南疆军中最大的一张军令状。
挑人比挑马更难。五师副师长何家产熟悉各团底子，被推到最前台；他张口便给出一百六十七名骨干名单。左齐却握着名单逐个核对，删去好几位体能下滑的老战士。为防止情面作祟，他干脆在营区贴出选拔标准：年龄不过三十、骑术过关、能在高原呼吸测试中坚持十五分钟者方可报名。操场上一连三昼夜尘土飞扬，最终只留下不足两百名精兵。

人定下，马更须良驹。军马场拿不出那么多好马，何家产干脆带队去塔克拉玛干北缘的牧民点选。烈马稀缺，一连挑来挑去，只凑够了七十匹符合高寒长途奔袭要求的“沙山马”。“马也要挑性子，”何家产边抚鬃毛边感叹，“宁缺勿滥。”他说这话时，一匹通体乌黑的小雄马猛地扬蹄嘶鸣——它后来成了师侦察排的头马，被战士们唤作“黑电”。
临行前夜，何左二人在篝火旁对表最后明细。“人要精。”“马要壮。”“时间更紧。”短短三句对话，如刃相交，火星四溅。就这样，1950年5月1日，番号为“独立骑兵师”的队伍在和田戈壁列队完毕，实战编制三千一百六十人，马匹两千三百余匹，枪榴弹兼备，却仍缺防寒服三成、氧气袋近半。

后勤短板终须弥补。5月中旬，西安传来彭德怀的批注：翻译优先、暖衣先行、前出侦察单位必须由“全师最亮的一颗尖刀”担纲。军教导团政治处主任田星伍连夜调卷宗，发现步兵连长曹海林、指导员李子祥、侦通干事彭清云三人屡立战功，遂组建一支一百二十余人的先遣连。彭德怀再次来电：“七月前完成体检，昆仑雪线以下设补给三站，翻译从青海军区抽调。”
翻越昆仑并非走马观花。六月底，先遣连在零下十几度的夜色里做高原适应，许多新兵鼻孔流血、耳鼓作痛。医疗队的氧气只够三天，曹海林把自用氧罩塞进通信兵怀里，笑说：“我老肺大，这玩意儿你用。”次日启程，队伍排成一线，沿喀喇昆仑古道缓缓拔高。迷雾卷来时，驮队跟丢，断了干粮；冰崖滑落时，尖刀班用工兵锹凿出一条容马蹄落脚的小槽；七天后，他们在桑株曲边竖起了第一座红布包裹的测风标杆，也留下了三座无名坟冢。

8月1日清晨，先遣连发回第一封电报：“道路可通，藏方商议余留口岸事宜，暂无大股武装阻截，盼主力速进。”报文极短，却支撑了后方三千人的信心。何家产接报后，把纸页递给左齐，两人相视无语，鼻尖皆被风沙磨得通红，却同时点了点头。
几天后，独立骑兵师主力列队出征。尘烟在戈壁上升腾，马蹄声与号角声一起淹没在风里。没有隆重誓师，没有鲜花锣鼓，只把旗帜往前一插，便踏上那条海拔五千米的苍茫之路。幕后调兵遣将的细致与前方兵士的血性，在此刻汇成一体，为的是让西南边陲的天空早日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