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泥瓦匠张复生迎娶了女知青乔献华。新婚夜，他发现妻子的腰很粗，面对他的疑问，妻子竟然说："对不起，我怀孕了！"


张复生踩着满地碎叶子从镇上赶回来，藏青色的棉袄上沾着几点白灰，脚上的解放鞋帮子磨出了毛边。


他今年二十七八，在附近四里八乡做泥瓦活，手艺是家传的，给人砌墙盖房，从不偷奸耍滑。


就因为家里缺劳力，成分又不上不下，婚事一拖再拖，直到开春前，媒婆才踏破门槛来说了门亲。


对象是城里下乡的女知青，叫乔献华。


婚礼办得仓促却也热闹。生产队给批了半扇猪肉，几家亲戚凑了四床被褥，又在土坯房里摆了两桌。


来喝喜酒的人说着恭喜的话，目光却总往新娘子身上飘。


张复生被灌了几杯地瓜烧，脑袋有些沉，但心里头是暖的。散场时月亮已经升到中天，他送走最后一拨客人，掀开门帘进了屋。


煤油灯芯挑得很高，屋里亮堂堂的。乔献华还坐在原处，两只手绞着衣角，指节都捏白了。


张复生走过去，粗手笨脚地掀开那块红盖头，灯光在她脸上晃了一下。他看清了她的眉眼，心里头刚漾起一点热乎气，目光往下落，就瞧见了那件红棉袄。


袄子是新做的，可腰身处却绷得紧。不是棉花塞多了的那种鼓胀，是一种藏不住的、沉甸甸的圆润。


张复生干活全凭眼力，一堵墙歪了几分他搭眼一瞧就知道，这会儿那抹轮廓在灯影里，让他脸上的笑慢慢僵住了。


乔献华忽然抬起头，眼眶里全是泪。她没等张复生问，就自己开口了，声音轻得像片叶子："对不起，我怀孕了。"


张复生没吭声。他慢慢直起腰，从兜里摸出旱烟袋，往铜锅里摁了把烟丝。他也没看她，转身走到门槛边，蹲下了。


抽完了一袋，又装上一袋，直到脚边落了一地烟灰，他才哑着嗓子问了一句："几个月了？"


"四个多月。"四个字，像四块砖头，哐当一声砸在地下。


四个多月，那就是说，在他们定亲之前，甚至在他们认识之前，这事儿就已经在了。他其实也不是全然没听过风声。


去年秋后，跟乔献华一起下乡的另一个男知青办了回城手续，走的那天晚上，有人看见她在村口的土坡上坐了一夜。后来那男的再也没来过信。


这些闲话，媒婆来说亲时提过一嘴，他当时没往心里去，或者说，他以为自己不在意。


乔献华的声音又从他背后传过来，带着哭腔："你要是嫌弃，我明天一早就走。我不会连累你。"


张复生回过头。她还是挺直了背坐着，肩膀却在抖。他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她的情形。


那是去年开春，他提着泥瓦刀去知青点修漏雨的屋顶。踩着梯子上了房，一低头，正看见她在院子里压水井。


三月的井水还泛着冰碴子，她一只手压着杠杆，另一只手把散落的头发别到耳后，指节冻得通红。后来他下去讨口水喝，她给他舀了一瓢，指缝里全是裂口。


就这么一眼，他就把这个姑娘记下了。


"睡吧。"张复生站起身，把窗户纸上的一处裂口又糊了糊，"明儿个还要上工。"


乔献华猛地抬头，眼泪滚了满脸。张复生没再看她，自己从柜子里抱出一床被子，在炕的另一头铺好了。


那一夜，他睁着眼听了一宿窗外的北风，乔献华则在另一头咬着被角，哭湿了半块枕巾。


消息到底还是传了出去。村里头从来藏不住事，上工时总有人凑在一起嘀咕。张复生扛着铁锹路过，那些声音就低了下去，可眼神还粘在他脊梁骨上。


那几天，队部屋脊上的大喇叭正放着新闻，说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来访华，两个大国要坐到一起谈一谈。


这是天大的事，可对于张复生来说，那些事儿离他太远。他惦记的是灶膛里的火，是乔献华总是冰凉的脚。


他从废铜堆里翻出块旧铜皮，锤锤打打给她做了个汤婆子，晚上塞她被窝里。


又搬着板凳坐在院子里，借着月光给孩子打了一把小木床，刨子推过去，木屑卷成花儿。


开春的时候，乔献华的身子已经掩不住了。有人旁敲侧击地问，他就一句话："我的娃，在娘胎里就急着出来见世面。"


这话传到村里，再没人敢当面说什么了。一个泥瓦匠，用他仅有的本事，把一件本该沸沸扬扬的事，硬生生砌成了一间能遮风挡雨的屋子。


后来孩子出生，是个七斤重的男孩。张复生抱着去上户口，在父亲那一栏里，工工整整写上自己的名字。


月子里他不让乔献华沾凉水，自己笨拙地洗着尿布，挂在院子里的麻绳上，像一面面小白旗。


乔献华后来常常提起那个新婚夜。她说自己已经绝望了，甚至把绳子都藏好了，可张复生只是蹲在门槛上抽了袋烟。那袋烟的时间，决定了她后半辈子的命。


多年之后，当年的泥瓦匠已经拿不动瓦刀，可每逢年节，那张在县城照相馆拍的全家福里，他的位置始终在中间。


左边是鬓角花白的乔献华，右边是那个比他现在还高半个头的儿子。照片有些泛黄，可上面每个人的眼睛都是亮的。


窗外又起风了，跟一九七二年的冬天一样冷。可屋里头，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