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钱钟书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有资格充当我钱某人的导师。”吴宓听后没有生气。可因后来《围城》的面世，两人走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那是1933年的夏天，清华园里荷花开得正盛。钱钟书刚从光华大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推荐到清华外文系读研究生。他恃才傲物，目无余子，早在江南就已名声在外。

报到那天，他当着几位教授的面，说出了那句狂话。在场的人面面相觑，有人愤怒，有人摇头，有人等着看笑话。消息传到吴宓耳朵里，他正在书房批改作业。

他放下笔，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淡淡说了一句：“年轻人嘛，有才气，有点傲气是正常的。况且他说的也没全错，我确实不够聪明，叶公超是懒，陈福田是俗。”众人都愣了，没想到吴宓竟如此大度。

吴宓是清华外文系的创办人，学贯中西，桃李满天下。他性格宽厚，对学生尤其包容。钱钟书的话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反而对这个狂妄的年轻人产生了兴趣。

他找来钱钟书的文章读，越读越惊，断定此人日后必成大器。他主动提出要当钱钟书的导师，钱钟书却拒绝了，理由是他要自修。吴宓也不勉强，只是把自己多年积攒的笔记和藏书借给他，说：“你天资高，自修是好事，但遇到疑难，随时可以来找我。”

钱钟书接过书，点了点头，没说谢谢。

此后两年，钱钟书很少去上课，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他的才华很快得到了印证，在各类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见解独到，文笔辛辣，引起了学界关注。吴宓常在课堂上提起他，赞不绝口。

有学生不服，说：“他连课都不上，有什么了不起？”吴宓摇头：“你们只看到他不来上课，没看到他读了多少书。他的学问不是老师教出来的，是自己悟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天才。”

渐渐地，钱钟书对吴宓的态度也有所改观。他开始去吴宓家借书、请教，两人相谈甚欢。吴宓把他引为知己，常对人说：“平生知己，一为陈寅恪，一为钱钟书。”

1935年，钱钟书考取庚款公费留学，远赴英国牛津。临行前，他去向吴宓辞行。吴宓拉着他的手，说了许多勉励的话，还送他一方端砚，砚底刻着“学海无涯”四个字。

钱钟书收下，没有多言。多年后他在《谈艺录》序言中写道：“先师吴雨僧先生，奖掖后进，不遗余力……”那时他与吴宓的关系，还是融洽的。

1947年，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出版。书一问世，洛阳纸贵，好评如潮。人们争相猜测书中人物的原型。有人说方鸿渐是钱钟书自己，有人说赵辛楣是某某，有人说孙柔嘉是某某。

其中有一个角色，叫“董斜川”，是位诗人，喜欢掉书袋，自命不凡却又平庸可笑。很多人一眼看出，这分明是在影射吴宓。

吴宓是著名诗人，早年留学哈佛，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他精通旧诗，也写新诗，在《学衡》上发表过许多作品。他为人真诚，但有时不免迂腐，被人戏称为“吴雨僧”。

钱钟书在小说里对董斜川的描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比如写他“开口闭口就是‘我当年在哈佛的时候’”，写他“写诗必用典故，一首诗能有十几个注释”，写他“自以为是李白杜甫，其实不过是附庸风雅”。这些特征，几乎与吴宓如出一辙。

吴宓初读《围城》时，并没有立刻意识到是在写自己。他只是觉得董斜川这个人物有些眼熟，却未深想。直到有人跑来告诉他：“吴先生，钱钟书在书里骂你呢！”他这才仔细重读，越读越不是滋味。

他独自坐在书房里，把那几页翻来覆去看了许多遍，终于长叹一声，合上了书。他没有愤怒，没有争辩，只是从此不再提起钱钟书。

1950年代，钱钟书从上海回到北京，与吴宓同在清华任教。两人在校园里偶尔碰面，钱钟书会停下脚步，喊一声“吴先生”，吴宓也点头回应，却不复往日的热络。

有人问吴宓：“您还生钱钟书的气吗？”吴宓摇头：“我没有生气。只是人各有志，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写的书是好的，只是不该那么写我。我虽然不聪明，但也不是他笔下的那个蠢物。”

1974年，钱钟书得知吴宓病重，托人送去一本自己的新著《管锥编》，扉页上题了一行字：“雨僧先生存正。弟子钱钟书敬呈。”吴宓收到书，摩挲良久，没有翻看。他让女儿把书收进书柜，说：“将来也许会用得着。”他终究没有原谅，也没有释怀。

1978年，吴宓去世，享年84岁。钱钟书没有参加追悼会，也没有撰写悼文。他只是对前来告知消息的人说了句：“吴先生是个好人。”从此再未提起。

吴宓一生为人坦诚，对钱钟书可谓爱才如命。他是真心把钱钟书当“平生知己”的。然而《围城》的出现，却让这段亦师亦友的关系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钱钟书在后来的岁月里，是否对当年的写作感到过一丝后悔？我们从他的沉默中猜测，也许有过，但他终究没有说出那句“对不起”。两个天才，一个太直，一个太傲，终究没能走到最后。

《围城》里借董斜川之口说过一句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