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坐牢，我也不后悔。”

这句话是34岁的苟某菊说出口的。她已经被判了一年，还等着二审。

故事得从2008年说起。那年她才15岁，贵州织金县一个初中生。她爸和舅舅说要带她去喝喜酒。坐大巴到贵阳，再坐火车到湖南娄底，最后拐进双峰县的村子里。天擦黑，鞭炮炸响，乡亲们说着当地方言闹酒席。她还小，听不懂湖南土话，等酒席散了才明白：这场喜酒是给她办的。原定嫁给孙某雨，没谈拢。同行的黄某来当场掏钱“补”给孙家，就把苟某菊领走了。

那年她15岁。黄某来大她18岁。有没有人问过她愿不愿意？没有。

苟某菊身高一米四出头，体重才六十来斤，瘦得跟纸片人似的。父亲和舅舅临走撂下一句“过段时间我来接你”。这句话她等了十八年，没等来。

后来她说，深夜里黄某来强行抱住了她，占了她的身子。她挣扎过，反抗过，可一个初中生，身无分文，举目无亲，连亲爹都把她扔在这里，她拿什么反抗？只能每天每夜哭。

她跑过，不止一次。每次都被抓回来。被打，被骂，还是得回去。不到一年就怀了孩子，十五六岁就当妈。

有个细节特别扎心：她妹妹后来嫁给了黄某来姐姐的儿子。两家人成了交叉亲家，彻底捆死了。这哪是什么姻亲？就是拿两个女人的命换两家的利益绑在一起。

她说：“我对他只有恨，没有爱。”

很多人不理解那张结婚证怎么来的。2012年，苟某菊20岁，到了法定婚龄。两个孩子要上学，得上户口。黄某来说去领证，她就去了。但她反复强调“不是自愿的”。这个“不自愿”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去民政局签字那一下，没有刀架脖子，也没有绳子绑着，法院就认这个时间点。至于前面被打被占的那四年，不算数。

换句话说，一个被父亲转手卖到陌生男人家里的15岁少女，生了两个孩子、过了四年之后，去领了证，法律就当她追认了这场婚姻。签字一秒，盖过前面四年。

2020年9月，苟某菊彻底跑了。去惠州打工，遇到了向某泽。这个男人和她的妈妈对她特别好，“跟他在一起，我才感受到恋爱的滋味和从未有过的温暖。”她太害怕失去这份温暖了，就没告诉他自己结过婚。两人同居，生了一儿一女。在村里街坊看来，就是正常两口子。

向某泽也被判了一年刑。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跟一个已婚女人过日子生了孩子，就成了重婚犯。这个男人在法庭上说，如果早知道她没离婚，他肯定不会跟她在一起。但法律不管。两个都判了。

这里得停下来，说说那个亲手把她推进火坑的爹。

苟某林后来在贵州老家被记者找到，他说了一句特别耐人寻味的话：“当时孙某雨的妈精神状态不对，把苟某菊吓到了，苟某菊不愿意（嫁给他）。”——他只说了不愿意嫁孙某雨，可没说女儿不愿意嫁黄某来。在他的认知里，女儿就是“嫁”出去，嫁给谁不是嫁？反正都是别人家的人。他甚至可能觉得这是在给女儿找出路，在那个穷得掉渣的山沟沟里，女儿早点“出门”就是省口粮。他不是不爱，是他那个脑子里的“爱”早就被穷和宗族观念拧巴了。一个父亲把女儿当作可以“移交”的物件，移交完了就心安理得，他甚至不会做噩梦。这种来自血缘深处的冷漠，比任何陌生人贩子都让人脊背发凉。

再说黄某来。他接受采访时说：“我当时还不愿意娶她呢，因为她个子矮了点。”一个60斤的初中生，被人说不配。他同时还说“他爸爸和舅舅明确把她嫁给我，苟某菊也是愿意的”。你看，从头到尾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女孩是怎么想的。她就是一个货品，从这家转到那家，价格谈拢了就完事。二十年后，法律还在替这张货品销售单背书。

苟某菊去公安局报案，指控黄某来强奸和拐卖。双峰县公安局出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写得很清楚：“证据不能证实有强奸的犯罪事实发生，且案发时间为2008年，已过追诉时效。”明明《刑法》第88条说被害人控告后公安机关该立案不立案的，不受追诉时效限制。她是2025年报的案，报了，但结论是“证据不能证实强奸”，所以还是过了时效。等于先说你证据不够，再顺手补一枪说时间也过了。这扇门就从外面焊死了。

黄某来现在还在理直气壮地要35万损失费，“一分都不能少，否则他们就要去坐牢。”

整个链条就是这样——亲爹和舅舅联手把女儿卖了。黄某来知道她不爱他，但不在乎。四个孩子出生在三段关系里，她一个都不想丢。法院说你的婚姻有效，所以你再找别人就是犯罪。公安局说你的强奸指控，时间太久证据不足。然后男方还在反过来敲诈35万。

如果法律的基石是那张2012年的结婚登记本，那一个从15岁开始，身体和意志就从未真正属于自己的女人，她到底有没有权利，哪怕一次，为自己活一把？

苟某菊的二审很快开庭。你觉得她该坐这个牢吗？

来源：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