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新加坡防长陈振声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以后不要再使用“低级别中国代表团”这样的措辞了。我个人非常不喜欢这种说法。我从不轻视任何人，也从来不会用所谓的高级别或低级别去物化和标签别人。

陈振声说，中方派出什么代表，是中方自己的综合考量，而且中方代表团已经在很多会议上充分展示了存在感和声音。5月31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称“香会”）正在新加坡举行。今年中方派出的，是由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率领的专家学者代表团。

在一些只看“官帽子”的西方媒体眼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低级别”了——毕竟，国防部长没来，来的是一群教授和学者。可恰恰是这支“学者团”，在会场上掀起了不小的风浪，让好几个国家的防务高官当场下不来台。

在5月31日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教授张弛直接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发问，质疑菲方在南海问题上“言行不一”：一方面嘴上说着要尊重准则、和平解决，另一方面却频频派人登上无人岛礁，干着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事。

这种自相矛盾，该怎么解释？面对这个直戳要害的问题，特奥多罗的回答被现场媒体描述为“语无伦次、答非所问”，最后甚至被主持人打断。一个提问，就让菲方在地区安全议题上的逻辑漏洞暴露无遗。

同样是5月31日，中国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日本领导人在澳大利亚向二战阵亡士兵表达哀悼，那对于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更深的亚洲邻国，日本政府何时能以同样严肃明确的方式道歉和反思？这个问题直接拷问日本的历史观。

小泉进次郎的回应是避实就虚，顾左右而言他，把话题引向对中国军力发展的所谓“关切”。谁在直面历史问题，谁在回避搪塞，高下立判。

5月27日，荷兰海军护卫舰的舰载直升机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空。仅仅几天后，在香会现场，中国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刘万侠大校就当面向荷兰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戈兹-泽格柳斯提问：荷兰一边大谈尊重主权和规则，一边却以“航行自由”为借口侵犯中国领空，这是否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

据多家媒体报道，面对这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这位荷兰高官当场语塞，面色泛红，只能重复一些空泛的外交辞令，始终不敢正面回答是否违规。一个提问，就让侵权者在国际聚光灯下理屈词穷。

这三个发生在同一天、针对三个不同国家的案例，清晰无比地说明了一件事：一个代表团的影响力，根本不取决于带团的是部长还是教授，而在于他们能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有没有勇气在关键时刻发出清晰、有力的声音。

中国这支“专家学者代表团”，用专业的素养和坚定的立场，在香会这个国际舞台上，有效地捍卫了国家利益，清晰传递了中方观点。这难道不是最高级别的“存在感和声音”吗？

那为什么“低级别”这种说法还会冒出来？根源在于一些西方媒体和观察家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维。在他们看来，国际会议就是“排座次、讲级别”的官场，似乎只有部长亲自到场，才代表“重视”；派学者来，就是“降格”或“轻视”。

这种思维不仅片面，而且傲慢。它忽略了现代国际交往中，专业知识和政策阐释能力往往比单纯的行政头衔更重要。中国根据自身需要，派出最熟悉议题、最能清晰沟通的专家团队参会，恰恰是一种务实、高效的外交安排。

陈振声作为东道主国家的防长，能站出来说这番话，体现的是一种更成熟、更尊重外交实质的视角。他看到了中方代表团的实际贡献，而不是纠结于表面的职级标签。这种态度，才是多边外交场合应有的相互尊重。

各国国情不同，会议议程各异，派出什么样的代表团本就是主权国家的自主权利。用简单粗暴的“高低”去标签化，不仅无礼，更容易制造不必要的误解和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