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新兵连每月津贴6元，我盘算着攒到10元后，是否能顺利娶上媳妇呢？
1978年12月的一个阴冷早晨，军区后勤处在仓库清点棉衣时突然宣布：新兵津贴继续按每月6元执行。仓库里顿时低声嘀咕不断，“6块够干啥？”“省点花，明年说不定加！”细碎的议论像煤灰一样在冷空气里飘。
没人比十九岁的新兵何庆林更在意这6元。他来自豫西山沟，父亲早年去世，家里靠母亲和三位妹妹扒着几亩薄地过日子。入伍前，母亲在灶口边重复了同一句话：“到部队别惹事，攒点钱回来，后年给你盖房娶媳妇。”这句话像暗号，被他揣在贴身口袋里。

第一关卡并不是队列动作，而是食堂窗口。饭桶一抬，米饭带着蒸汽冒出来，香味却掩盖不了人人眼里的紧张。班长喝令按顺序打饭，可排到第三天就变了味。“谁冲在前面把盆刷干净，谁肯替锅炉房铲煤渣，谁就能多领一勺发糕。”规则摆在那里，谁抢到谁得。抢，成了“做好事”的别名。
“兄弟，让我先来，明天我帮你抄班务日志。”小李压低嗓音给何庆林递了个眼色。何庆林没答，弯腰抓起扫帚冲向走廊，从门到窗拖得干干净净，然后把扫帚柄上用粉笔写上自己的姓。晚上点名，班长扫视一圈：“何庆林，劳动积极，加一分！”一分能换什么？换在榜单里靠前，换下一顿饭多半勺菜，甚至换指导员一句“这小子能用”。
锅炉房的烟囱常年呛人。老兵不想轮班，就抬手点几名新兵顶替。别的战友皱眉，何庆林却自告奋勇。“小何，这活累！”老兵提醒他。“煤渣脏不脏，脏；可表扬真不真，真。”何庆林回了一句。半个月后，他的名字出现在“做好事红榜”首位，连长在全连大会上点名夸奖：“何庆林，干得漂亮！”

表扬背后是算盘。6元拆成小格：3元寄回家，1元攒着，剩下2元才是自己的口粮。牙膏用小刀剖开再挤三天，香皂掰成四块防止洗澡时一次滑掉。拉练路过村庄，他不慎碰翻老乡的瓦盆，挡不住愧疚，拿出仅剩的3角赔偿。一旁战友嘟囔“犯不着”，他却觉得账要对得起心里那杆秤。
津贴并非毫无起伏。1979年春，军区发文：新兵津贴上调至8元，突出贡献者可酌情加发。数字一公布，营房像炸开一样热闹，却也让竞争更加白热。“意见大可以提，但活儿得先干。”班长笑着拍桌子。于是抢饭升级为抢活：凌晨五点跑去水井抬桶的，晚上熄灯后守在厕所清扫的，各显神通。何庆林干脆买来两把簸箕，刻上编号放在工具房门口，谁用完就得物归原处，顺手还能在统计本上签字。他把“做好事”从体力活变成了“小改革”，连指导员都说“这脑子活”。

分兵通知在夏末划破平静。原本流出的消息是：汽车连缺驾驶兵，政治处想要宣传骨干，不出意外何庆林能挑一个。可是指导员因家事临时调回地方，政治部主任来了句“计划调整”，方案瞬间翻篇。轮到真正点名，他被塞进了师警卫通信连。通信连要爬电杆、接明线，用的不是笔杆子，而是一身力气。
六米高的电杆立在荒坡，木桩上缠着朽绳子。第一天演练，女兵刘燕脚下一滑，胫骨重重撞在铁脚扣上。她咬牙扯出半句，“没事，我能行。”医务兵察看后摇头，只得抬去卫生队。训练不停，剩余的人继续往上爬。何庆林双臂勒得红肿，落地时手指还在颤，却没吭一声。老兵拍拍他肩：“小何，这都是本事，通信兵怕的不是高，是心虚。”他点头，心里默念：站稳脚跟，站稳饭碗。

书是他的另一根绳索。新兵连时他用攒下的零头淘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争与和平》等旧书，两百多本，叠在床下像一堵墙。调往边远台站前，他挑出一半捐给连队图书角，剩余打包寄往县中学。邮包贴满邮票，成本抵得上一双解放鞋，可他坚持。“书在人在，书不在人也能发光。”他对收发员笑了笑。
年底清点个人资产：口袋里11块4，连同存根正好超过当初给母亲的承诺——“一年攒10块”。回想这一年多的饭勺、扫帚、电杆、津贴，本以为只是零碎小事，却不知不觉织成了一张网：一头连着老家的土墙青瓦，一头连着部队隽刻的番号。何庆林在训练间隙看着远处营房屋顶的新式天线，想到的是下一个月的账本和通信线路图——娶媳妇的事，先往后放放，线路得先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