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芝加哥大学。物理学泰斗费米，突然扭头问向自己的得意门生：“太阳中心多少度？”
20岁的李政道脱口而出：“一千万度，书上写的。”
费米靠回椅子里，眼神一下就锐了：“你自己算过吗？”
空气瞬间凝固。李政道嘴巴张了张，一个字也吐不出来，额头渗出一层细汗。他没算过，只是背下来了。
接下来的一周，整个物理系都看见一个奇景。那个大名鼎鼎的“原子能之父”费米，竟然像个老木匠，窝在办公室里，亲自打磨一把近两米长的专用计算尺。然后，他拉着那个中国学生，在铺满公式的黑板前，一个刻度一个刻度地校准，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推演。
算到最后，结果不多不少，正好是一千万度。
费米把那把独一无二的计算尺交给他，什么都没说。但李政道心里，有根弦被狠狠拨动了：权威说的，书上写的，都得亲手验一遍。
这根弦，一拨就是一辈子。
24岁，博士学位到手。27岁，哥大教职拿下。30岁，他干了件掀翻桌子的事——和杨振宁联手，直接推翻了物理学界奉行几十年的“宇称守恒定律”。
第二年，诺贝尔奖的电话就打来了。那年，他才31岁。
奖杯还没捂热，他就把目光投回了东方。1972年，他踏上故土，飞机舷窗外的景象，让他心里猛地一沉。人才断档，百废待兴。
他没搞什么迎来送往，而是直接开干。
他找到管事的人，直截了当：“我们能不能像选拔运动员一样，搞个少年班，把那些天才孩子集中起来？”1978年，中科大少年班落地，后来走出了一大批顶尖人才。
他又觉得不够，干脆自己搭了个桥。他发起CUSPEA项目，专门挑国内的好苗子，送到美国顶尖大学去读博。当时国内连托福、GRE考试都没有，他硬是顶着压力，一家一家学校去谈，一个一个学生去挑。
最狠的是，项目初期的经费，全是他自掏腰包，连老婆孩子都瞒着。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不是在算物理公式，而是在一笔一笔地核对赴美学生名单和账目。
十年，他送出了915个学生。这批人里，后来走出了15位院士，还有几百个成了各行各业的顶梁柱。
晚年，他把自己那枚诺贝尔奖章原件，连同毕生的手稿，全都捐给了上海交大。交接的时候，他扶着椅子，轻轻说了一句：“以前回来，是给别人东西。这一次，是要别人照顾我了。”
有人说，费米那把计算尺，当年算出的不只是太阳的温度。
它还算出了，一个科学家最硬的骨头，和最滚烫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