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的珍贵视频中，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位女性开国元勋，镜头在她身上虽然仅停留了大约3秒钟，却让人印象深刻！
我就想知道，她是哪位革命先辈？


开国大典的彩色影像里，天安门城楼不缺大人物。广场下是三十万军民，旗子翻得很猛，镜头却在十分钟二十六秒处擦过一位女子，只停约三秒。她没有往前挤，也没有留下夸张表情。若不暂停，人很容易错过。可她叫陈波儿。

错过她，就等于错过新中国电影刚起步时，那些泥水、病痛、胶片和灯光。
看一个人硬不硬，有时不必看她站得多高，要看名利到手边时，她怎么放。一九五零年，毛主席交办拍揭露“一贯道”的影片，陈波儿和颜一烟写出《一贯害人道》。成稿后，她只让颜一烟署名，稿费也不要。同一年，《中华女儿》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拿到“自由斗争奖”，这是新中国电影的第一枚国际奖牌。
荣誉来了，她往外推；责任来了，她伸手接住，这人就有了分量。

她更舍得把机会给后来的人。一九五零年，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创办，那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陈波儿抱病主持办学，管校务，也给学生上课。

学校初办，没有后来那种体面，更多是房子、桌椅、课程、纪律，还有一双双年轻人的眼睛。她咳着嗽讲表演，讲舞台，讲电影该往哪里去。
电影不能只靠几个明星撑门面，总得有人把种子埋下去。

她早年确实当过明星。《桃李劫》里有她，《八百壮士》里也有她。《毕业歌》从银幕里唱出来，田汉的词，聂耳的曲，听得青年人心口发烫。她饰演杨慧敏的影片，后来放到菲律宾、缅甸、法国、瑞士、香港等地。可陈波儿不肯只活在海报上。
一九三四年，她写了二十三篇政论和杂文。银幕照脸，文章照骨头。
她两样都做，胆子也就露出来了。

东北那段路，才真像在旧机器里拧火。
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旬，她任东北电影机构党总支首任书记兼艺术处长。设备缺，人手紧，时间又不等人。《民主东北》后来剪成十七集，《皇帝梦》《瓮中捉鳖》《预防鼠疫》《普通一兵》《桥》陆续出来。木偶片、动画片、科教片、译制片、故事片，一个个开头，都不是从红毯上长出来的，是从破屋、冷风和熬夜里熬出来的。

更早些，她已经把命放到路上。
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由她任团长，走了一年零三个月。黄河过了两回，日寇封锁线闯了六遭。晋察冀、一二零师、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都有她们的脚印，聂荣臻、贺龙、朱德也接见过她们。纸上几行字，落到身上就是冷、饿、病、枪声。
到重庆做抗日宣传时，她差点遭特务暗害，幸亏周恩来、邓颖超及时相救，才把命拽回来。

上海给她的，也不是轻巧日子。
一九三五年前后，她和史良、沈兹九、胡子婴等人推动妇女救亡，又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为“七君子”奔走。去苏州高等法院请求同坐牢，这事听着像戏，其实一点不浪漫。台阶迈上去，危险就贴上来。

她那时已有名气，可名气在她手里不是护身符，更像拿去抵押的东西。
她原名陈舜华，一九一零年生于潮安庵埠陈厝街，家里做干果批发生意。十四岁离家去厦门读书，又转到南京、上海。她给自己取名“波儿”，从“波儿塞维克”里取意。这个名字不柔软，甚至有点硌牙，正好像她。很多人年轻时说理想，过几年就收起来，她没有收，反倒越走越深。

延安把她的明星光磨成了另一种亮。
她演《延安生活三部曲》，导《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俄罗斯人》，又和姚仲明合编、导演《同志，你走错了路！》。那出戏在边区轰动，还被列为整风教材。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里，她坐在前排中央。那不是镜头偏心，是她已经被一件件事情推到这个位置上。

抗战胜利后，她惦记的是电影厂。
延安电影制片厂建立，她奔走过。《边区劳动英雄》里，她写剧本，也做制片。《保卫延安》等纪录片，留下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画面。胶片很薄，怕火，怕潮，可它能把一段岁月留下来，比许多漂亮话都结实。

一九四九年，她站上天安门城楼，一点也不突兀。
三月，她当选全国妇联执委；七月，又成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电影工作协会常委。新中国成立后，她进入中央电影局，参与推动《白毛女》《赵一曼》《钢铁战士》《翠岗红旗》等影片完成。一年里，二十六部故事片和一批新闻纪录片出来，像刚点着的炉火，烟大，柴湿，可火苗真的起来了。

她没有等到自己慢慢老去。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她去广州协调珠江电影制片厂建设，返程经上海，九日晚同专家会谈时心脏病发作，十日零时三十分在同济医院去世，只有四十一岁。后来追悼会开了，花圈送了，许多人称她是优秀党员，是有卓越才能的电影艺术家。

再看那三秒，她站在城楼风里，像刚从剪辑室走出来，袖口还带着胶片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