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河南第一任省委书记，47岁因病去世，其秘书后成为国务院总理。1949年5月，河南解放后，这里迎来了第一位书记，他的秘书之后成为了我国的总理，他是谁呢。

他叫张玺。

国家计委的夜里，那盏灯常常开到很晚。

年轻秘书朱镕基坐在旁边，手边是摞得高高的统计报表，张玺低头看文件，偶尔抬头说一声：“这个数，再核一遍。”

没有废话，没有闲聊，灯光落在纸上，安静得像一间图书馆。

那是1952年底至1958年前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进的关键时期。

苏联援建工业项目的条款、钢铁煤炭的产量指标、铁路线的走向——全部要在这样的夜里一行一行落到纸上。

有人给张玺配了轿车，他摆摆手不坐；有人给他安排了带院子的住所，他也不要，说桌上的账放不下，心里也放不下。

讲真的，这不是做样子，是这个人几十年磨出来的性子。

这性子的来处，得把时钟往回拨到1932年秋，北平草岚子监狱。

张玺原名王常珍，1912年生在河北平乡县东田村，家里有几亩薄地，进了河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的消息压到华北，校园里坐不住了，他参加抗日救亡，查日货、组织学生，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路一旦认准，脚就不太肯回头。1932年秋，叛徒出卖，他被捕，押进草岚子监狱。

那地方阴冷，墙上渗水，审讯和劝降轮番来。张玺戴着七斤多重的铁镣，脚踝磨出了老茧，一声不吭。

家里人拿来钱想换几天安稳，他把钱转手接济了难友，自己继续原来那副铁镣。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与他同处一狱，一起在极端处境下秘密维持着党组织运转。

日子久了，狱友们叫他“小骆驼”。骆驼不爱叫唤，沙子灌进鼻孔里，也还是往前挪。

1935年前后，混入监狱的特务摸到了组织线索，张玺等人一度被列入处决名单。

北平的局势偏在那个节点发生了变化，宪兵撤走，才算侥幸。
生死两三天之间悬着，他后来极少提起这段，只是那种沉默里面，有一种见过死关的人特有的平静。

1936年，党组织统一安排，一批在押骨干以特定方式争取释放，随即转入地下继续工作。张玺出了牢门，改了名字，把王常珍留在了草岚子，转到直鲁豫一带继续干。

抗战期间，他长期在冀鲁豫平原活动，出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

平原游击比山地难熬，没有山头可藏，麦垄、河沟、村庄都是依托，敌人一扫荡，随时要转移。

1941年，内黄、清丰、濮阳等地遭到严重破坏，战火和灾荒搅在一起。就是在这种境况里，1943年，他写下了二十八篇读书札记、调查报告，还有七万多字的日记——转移途中写，行军间隙写，把减租减息、游击战术、群众工作一点点记下来，再拿回泥土里去用。

说起来，能边打仗、边把打仗的事写明白的人，历史上着实不多。

等到1949年5月河南解放，他接省委书记，其实是从平原风沙里一步一步走过去的，不是凭空落到那把椅子后面的。三十七岁，接手的是一个刚从炮火里捞出来的大省。

匪患、旧势力、土地重划，样样烫手。他带着干部推进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到1952年前后，河南工农业生产恢复并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换老百姓的话说：地里又有人下锄，车间里又有铁器声。

1956年，张玺查出鼻咽癌。诊断结果摆在桌上，他看了一眼，折起来压在文件底下，当年7月8日便以政府代表团副团长身份赴莫斯科，就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援建项目条款，整整谈了四十三天。

带着癌症去谈工业援助，回国后仍继续参与修订计划报告，一直撑到1959年1月8日。

正如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里引用的那句古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张玺走的时候，虚岁四十七，骨灰安放八宝山。后来特殊年代里，旧案被翻起，那段1936年执行组织安排出狱的经历被扣上罪名，骨灰一度被迁出。

直到1978年前后，中央组织部门复查认定，出狱系执行党的安排，帽子才被摘掉，骨灰归还八宝山。

一个把救命钱让给难友、把七万字写在平原枪声里、把癌症压在文件堆下面的人——这样的人，我们又怎能不把他的名字，认认真真地记住呢？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人物传》、《河南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