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周总理患了阿米巴肝脓疡，这是一种极为少见的病，当时无法消毒，邓颖超只好用雪山上的冰块敷在肝脏上部，勉强控制炎症的发展。

1935年8月，川西毛儿盖的草地沼泽密布、毒气弥漫，红军正顶着极端环境艰难跋涉，彼时的周恩来，早已因长期高强度工作透支了身体，长征途中他统筹军委大小事务，每晚熬夜起草电报、制定作战计划，常常骑在马上都能睡着，再加上吃野菜、缺营养，身体早已不堪重负。

到达毛儿盖沙窝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彻底病倒，一开始只是高烧不退，大家都以为是草地上常见的疟疾，没太当回事。

可病情恶化得极快，体温直冲40℃，整个人昏迷不醒、粒米不进，原本清瘦的脸蜡黄如纸，右侧肝部高高肿起，皮肤绷得发亮，眼看情况不对，红军卫生所所长李治、医院院长王斌紧急会诊，靠着一台老式显微镜化验大便，才确诊是阿米巴肝脓疡，这在缺医少药、无无菌环境的长征路上，等同于死亡判决书。

阿米巴原虫在肝脏里疯狂啃噬，形成巨大脓包，唯一活命办法是开刀排脓，但四周全是烂泥潭，连消毒水都没有，开刀只会引发腹膜炎，加速死亡，翻遍医书这种病100个病例里99个没救，仅剩的一线生机，是用极寒物理降温配合特效药依米丁，逼脓液穿透横结肠从肠道排出。

为了找冰块，几名警卫员冒着草地毒气和狂风，狂奔60里外的岷山雪峰，深夜两三点，冻得浑身发紫的战士们才回来，布袋里的冰化了一半，却成了周恩来最后的救命希望，而守在病床前的邓颖超，自己也重病缠身，她患有严重肺结核，经常咳血，过草地第一天还差点掉进沼泽丧命。

但邓颖超完全顾不上自己，强撑虚弱身体日夜守护，冰块化得快，她就不停换；怕冰块太冰刺激身体，她先把毛巾揣怀里焐热，再轻轻敷在周恩来肝区，昏暗煤油灯下，她翻出周恩来的灰色羊毛背心，借着微光一只一只抓出170多只虱子，亲手掐死时，指甲盖都染成了红色。

整整三天三夜，邓颖超和衣而卧没合过眼，她把破搪瓷缸揣怀里暖着温水，就为周恩来醒时能喝上一口温的；医生要求每小时测一次体温，她就盯着钟表，准时测量、记录，纸条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这份细致与坚持，成了支撑周恩来扛过危机的重要力量。

三天后的傍晚，昏迷多日的周恩来突然呻吟喊腹痛，医生们瞬间激动，脓包要破了，众人扶他坐起，排出半盆绿褐色、腥臭刺鼻的脓血便，致命脓包终于排出，可危机没结束，体温骤降到35℃，已是濒临死亡的“死人体温”。

邓颖超依旧没松懈，整夜守着，按医嘱用药物控制肠道蠕动，反复用温冷毛巾交替敷肝区，直到一天后体温慢慢回升，后来在戴济民大夫的接续照料下，周恩来肝脏逐渐恢复正常，没过多久又躺在担架上看文件、指挥部队，继续带领红军前行。

很多人说，爱情是花前月下的甜蜜，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感情，是生死关头的不离不弃，是同为战友的并肩同行，他们心里装着革命与家国，把小爱融入大爱，用行动诠释了“相伴”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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