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没有后台老板支持的地方杂牌军，生存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在战场上打得好也不行，打得差更也不行，前者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苦战必然损失惨重，后者则因作战不利基本上都被取消番号，武汉会战期间由湘军组成的第70军便是如此。
一支部队在战场上的命运，有时并不只由勇敢决定。第70军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
它不是没有打过硬仗，也不是没有立过战功，可到了最后，部队越打越薄，番号越变越弱，许多湘军官兵的结局，远比战报里的几行字沉重得多。1937年8月31日，第70军成立，军长是李觉。

这个军的底子主要来自湘军，第19师是它最重要的骨干。李觉本人和湖南地方实力派何健关系很深，但放到全国抗战的大格局里，第70军仍然算不上装备充足、补给稳定的主力嫡系部队。
这样的部队上战场，最怕的不是不敢打，而是打完以后补不上。中央嫡系部队损失了，后面还有较固定的兵员和武器来源。
地方部队不一样，老兵倒下一批，就少一批；枪炮坏了、丢了，也很难及时补齐。第70军后来的困境，其实从淞沪会战时就已经埋下了。
第19师在淞沪战场上打得很苦。它的装备不如日军，也比不上不少中央军部队，可官兵多有实战经验，守阵地时很硬。
郭家牌楼宅一带，是它伤亡最重的地方之一。第113团几乎打到最后一人，团长秦庆武也在战斗中牺牲。
这一仗打出了名声，也打掉了家底。第19师坚守阵地十天左右，全师伤亡6000多人，战后还能直接参加战斗的只剩1000多人。
它后来被列入淞沪会战中表现突出的师级部队，但这种荣誉背后，是整支部队被打残的现实。对第19师来说，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战绩好，说明它能顶住；可顶住的代价，是老兵大量伤亡。地方部队最值钱的不是番号，而是那些经历过训练和战火的骨干。
骨干一少，部队看着还在，实际战斗力已经被削掉一大截。后来编入第70军的第128师，处境同样不轻松。
这支部队原先带有湘西地方武装色彩，装备更差，底子也更杂。可在1937年11月嘉善阻击战中，第128师打得并不差。
面对日军追击，它在嘉善一带苦撑七天七夜，用伤亡换时间，迟滞了日军推进。嘉善一战，第128师伤亡官兵2653人。
对于一支装备并不宽裕的地方部队来说，这个数字不是简单的损失，而是把许多中下级军官、老兵和基层骨干都折进去了。部队还能拉起来，但原来的筋骨已经伤了。
进入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日军沿长江西进，九江成为重要方向。
第70军又被派上前线，李觉把第19师放在九江城区，第128师则部署在外围。此时的第70军并不是满血状态，第19师刚从淞沪的重创中恢复不久，第128师也没有完全补足元气。
7月23日凌晨，日军波田支队依靠海空优势，在姑塘附近登陆。日军不是单靠步兵硬冲，而是飞机、舰炮、炮兵配合，先打乱中国守军阵地，再让登陆部队推进。
对于装备薄弱、通讯不畅的守军来说，这种打法压力很大。第128师接到命令，要在规定时间内接替预备第11师阵地。
问题是，战场情况变化太快。部队白天行军，沿途遭到日机轰炸，还没真正展开防御，伤亡就已经出现。
新补入的士兵经验不足，遇到空袭和阵地混乱，很容易失去建制。更麻烦的是，原定要接防的阵地已经被日军突破。
第128师师长顾家齐得知情况后，只能改为就地组织防御。命令没有完成，责任自然会落到部队头上；可从战场实际看，它面对的是空中轰炸、友军阵地动摇、行军途中受袭等多重压力。
结果也很直接：第128师番号被撤销，残部被编入其他部队。它在嘉善曾经打出过血性，可在九江这一关没撑住，之前的战功并没能保住番号。
对地方杂牌军来说，这就是残酷之处，打得不好，马上会被认为不能用；过去的牺牲，很难抵消眼前的失败。第19师的遭遇又是另一种悲凉，它在武汉会战中的马祖山、金官桥一带继续阻击日军，坚持了相当长时间。
阵地反复遭到炮火打击，官兵靠地形、工事和近距离抵抗硬撑。日军一时难以越过防线，第19师再次证明自己能打。
可是能打并不代表能保存下来，第19师前后坚持作战41天，战后仅剩战斗官兵780多人。这个数字比淞沪会战后还要低，也就是说，它第二次被打残了，一个师连续两次遭遇这种规模的伤亡，再想恢复原有战斗力，已经非常困难。
第70军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军的兴衰。它反映出抗战时期许多地方部队的共同处境：需要它们时，就把它们推上最危险的阵地；打完之后，补充跟不上，整编又随时可能到来。
能不能继续存在，常常不由官兵自己决定。后来李觉被逐渐调离核心位置，第19师也被编入第100军，最终不再保持原来的湘军独立色彩。
从表面看，这是军队整编；从部队自身看，则是第70军原有根基被一点点拆散。第128师番号先没了，第19师也失去原来的归属，第70军的湘军印记随之淡去。

第70军的命运让人感到沉重，是因为它没有脱离真实战场的复杂性。第19师打得顽强，却一次次被消耗；第128师曾经死守嘉善，却在九江后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