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法庭审判，以汉奸罪判处袁文会死刑。” 1950年12月21日，天津最高人民法院对袁文会做出了如下判决，判决结果宣布之后百姓们纷纷鼓掌叫好并奔走相告。但事后这个汉奸的葬礼花费却高达300万。袁文会究竟是何人？为什么会让百姓们对他如此痛恨？
一场葬礼，把袁文会生前积下的黑账又翻了出来。1950年12月25日，天津小王庄刑场一声枪响，49岁的袁文会被执行死刑。
按理说，一个汉奸恶霸被依法处决，事情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可没过多久，他的亲友和旧日爪牙竟然给他办起了排场不小的葬礼，花费传为300万元旧币。

袁文会不是突然变坏的。有人给他安排过学徒活计，可他受不了规矩，也不愿踏实学手艺，最后还是回到市井里打转。
袁文会懂得一件事：单靠拳头横不了多久，还得找靠山。于是他攀附军警人物，又和日租界里的侦缉势力拉上关系。
有人给他撑腰，他就更不把普通百姓放在眼里。小商户、车夫、店主，只要被他的手下盯上，日子往往就不好过。
可恶霸和汉奸之间，只差一次选择。抗战前后，日本势力在华北不断扩张，天津租界里早已暗流涌动。
1935年前后，日本特务开始利用当地帮会组织所谓“普安协会”，袁文会也卷了进去，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很多人拿起武器保家卫国，袁文会却走上相反的路。
他没有把手里的帮会力量用于保护同胞，而是交给日本侵略者驱使。从这一步开始，他不再只是旧社会的地痞头目，而成了替侵略者办事的汉奸。
天津沦陷后，日军要情报，要眼线，要人手控制社会。袁文会正好有这张网。
他的徒众分散在饭馆、旅店、戏院、码头和街巷，哪里来了陌生人，哪里有人议论抗日，哪里有可疑动静，很快就能传到他那里。这些消息再送到日伪机关手中，后果常常很严重，有些抗日人员因此暴露，有些普通百姓被牵连抓走，袁文会坐在幕后，却把许多人的活路推向绝境。
更黑的一笔，是劳工。日本侵略者为了修工事、补劳力，到处抓捕、诱骗青壮年。
袁文会一伙就在天津帮着做这件事，有人被说成有“工作机会”，有人被扣上莫名其妙的罪名，还有人干脆被强行带走。家里人只知道人没了，却不知道被送去了哪里。
后来，袁文会又在芦庄子一带设立“会德号”，同日本人控制的大东公司勾连，专门从事贩卖华工。所谓“华工”，听着像是外出做工，实际很多人是被胁迫、欺骗、关押后送走的。
袁文会还不满足于做帮会打手。日本侵入华北后，他把一些被招降的土匪和帮会人员编成“袁部队”，受日军指挥。
这类队伍披着“治安”的皮，实际干的是搜捕、骚扰、压制抗日力量的事。百姓看到他们，比看到土匪还害怕，因为他们背后站着侵略者。
抗战胜利后，日本投降，袁文会的靠山倒了。他一度被抓，被起诉，也被旧司法机关判过刑。
可是由于关系网复杂，加上旧势力残余仍在，他在牢里并没有真正受到应有惩罚。甚至有说法称，他还能靠钱打点，在狱中吃喝不愁。
这种情形最让百姓难平。普通人受了冤，往往没处说理；袁文会这样的人，害了那么多人，却还能凭旧关系拖延。
很多受害者等的不是一句安慰，而是一次真正的清算。天津解放后，袁文会案重新被提起。
法院经过调查取证，把他投靠日寇、组织汉奸力量、贩卖华工、残害百姓、破坏抗日活动等罪行逐项查明。1950年12月21日，天津人民法院以汉奸罪判处袁文会死刑，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其余财产依法没收。
12月25日，袁文会被押赴刑场。他过去在街面上不可一世，手下前呼后拥，可到了生命最后一刻，再多靠山也救不了他。
法律没有让他继续躲在关系网后面，他必须为自己多年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至于那场花费约300万元旧币的葬礼，更像是旧势力最后一次露头。
那些人想用排场给袁文会留脸面，可越是铺张，越显出他生前搜刮之深。普通百姓为什么愤怒？
因为这些钱的来路，离不开被敲诈的商户、被欺压的苦力、被贩卖的华工和无数受害家庭的眼泪。真正让人不能原谅的，是他在民族危难时选择投敌，在百姓最苦的时候趁火打劫。
他把帮会当成刀，把侵略者当靠山，把同胞当成换钱和邀功的筹码。一个人可以贫寒，可以走过弯路，但不能把同胞往火坑里推。
袁文会从街头混混爬成帮会头目，又从恶霸变成汉奸，看似风光二十多年，最后却只留下骂名。天津百姓对他的痛恨，正是对那段黑暗岁月的记忆，也是对被害者最朴素的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