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Uber Eats的自动配送机器人正式登陆费城。18天后，一台正在夜间执行送餐任务的机器人被路人一脚踹翻在路边。更早些时候，另一台机器人被人坐在上面当街椅使。费城人对此毫无歉意——十年前，一台试图搭便车穿越美国的加拿大社交机器人hitchBOT，就是在费城被拆掉了脑袋和手臂。但这一次，被踹翻的不是一个行为艺术品，而是一个正在替代人类工作的商业系统。踢的是机器人，疼的是什么？

这不是孤例。从费城到洛杉矶，从伯克利校园到英国谢菲尔德，针对外卖配送机器人的破坏行为正在蔓延成一种跨大西洋的"街头运动"。

Kiwibot的CEO费利佩·查韦斯曾透露，公司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的头8万次配送中，约有1600次遭遇了人为破坏——这意味着每50次送餐就有一次被人动手脚。

在英国谢菲尔德，两台Uber Eats配送机器人被喷上了"滚出我们的街道"字样的涂鸦，Starship Technologies公司不得不报警处理。每台机器人的造价约2500美元，损失累积起来并不是小数目。但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经济账，而是这股敌意背后的社会情绪。

常见的解释是"抢饭碗焦虑"。

仔细观察费城事件就会发现，踹机器人的大多是深夜狂欢的年轻人，而不是失业的外卖骑手。费城当地媒体Billy Penn援引坦普尔大学研究人员的实验发现，人们对机器人施加暴力的主要动机并非"道德暴力"——即认为机器人"该打"——而是"工具性暴力"，即踢一脚能带来某种快感或社交表演。

机器人在街头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抢走工作的入侵者"，不如说是一个无法还手的弱势存在。这种心理机制，比"就业焦虑"更值得警惕。

但如果把视野拉远，就业替代的结构性压力确实是这股情绪的深层土壤。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初发布的《未来就业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有9200万个现有岗位被技术淘汰，虽然同期将净增7800万个就业机会，但被淘汰岗位和新创岗位之间存在巨大的技能鸿沟与地理错配。

快递员、收银员、客服代表——恰好是美国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高度集中的职业。麦肯锡曾估算，仅自动化一项，到2030年就可能在美国置换13.2万个非裔工人的岗位。问题不在于技术会不会创造新工作，而在于被淘汰的人能不能接住新工作。

费城街头的一脚，看似是对一台机器的情绪宣泄，实则折射出更深层的治理真空：自动化技术的部署速度，正在远远跑在社会吸纳能力前面。Uber Eats的配送机器人由Avride公司制造，已在美国12个城市运营。

这些装有激光雷达和12个摄像头的机器人，遇到干扰只会"停下来等待"——而正是这种被动姿态，让它们成了最容易得手的破坏目标。更微妙的是，部分费城居民将这些机器人称为"警察监控机器人"。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Uber Eats的机器人与执法部门共享数据，但其他公司确实曾向警方提供过类似设备录制的影像。满身摄像头的机器在人行道上巡游，激起的不信任远比一份外卖的便利更持久。

这就引出一个被主流叙事忽略的关键维度：围绕配送机器人的冲突，表面上是"人与机器"的对抗，底层逻辑却是"公共空间的主权之争"。

人行道是属于行人的，还是属于企业的商业基础设施？当一台自动机器以合法身份占据本就拥挤的城市人行道时，它实质上将一块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商业通道，而这个转化过程既没有经过社区投票，也缺乏公共讨论。

在费城，配送机器人覆盖中心城区、唐人街和老城区——恰恰是行人密度最高的区域。对于残障人士和推婴儿车的家长来说，一台占据人行道的机器人不是便利，而是障碍。

2019年匹兹堡大学一名坐轮椅的博士生就曾因Starship机器人堵住唯一的无障碍通道而被困。技术部署的"效率叙事"背后，往往隐藏着分配正义的盲区。

历史上，每一轮技术替代都伴随着社会摩擦。19世纪初英国的卢德运动者砸毁纺织机，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技术本身，而是因为新技术带来的收益全部流向了工厂主，而成本——失业、贫困、社区瓦解——全部由工人承担。

两百年后的美国街头，配送机器人被踹翻的画面，与当年织布机被锤碎的场景在结构上惊人相似：技术进步的果实由资本独享，而被替代者既没有获得补偿，也没有得到转型的时间窗口。不同的是，今天的"卢德运动"不再有组织纲领，也不再指向明确的诉求——它只剩下一脚。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机器人该不该上街，而是在它们上街之前，社会有没有为被它们替代的人准备好退路。

主要信源：
Fox News，《Man vs Machine: Philadelphians aren't taking kindly to sharing sidewalks with delivery robots》，2026年4月9日
世界经济论坛（WEF），《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5》，2025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