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来，禹是治水的圣王、夏朝的开国之君。可在1923年，一个刚满三十岁的年轻助教却写下一句话：禹，大约是蜥蜴之类。一封书信，把供奉了几千年的圣王从神坛上拽了下来，也把整部中国上古史劈成两半。这场争论一烧就是几十年，直到另一位学者站出来，要把中国人重新请回那段被砍掉的历史。
 
公元1923年的中国，正处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余波里。旧学被反复审视，旧史被重新拷问，"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余音未散，连三皇五帝这样供奉了几千年的远祖，也开始有人公开发问：他们真的存在过吗？就在这股疑古风气最盛的时候，一个名叫顾颉刚的年轻助教，写下了一封改变中国史学走向的书信。那一年他刚到而立，名声未显，却即将用一支笔，把中国上古史搅得天翻地覆。
 
这封信，就是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在信里抛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看法——"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他认为，越是晚出的古史，反而把年代讲得越早：周人心里最古的圣王本是禹，到了孔子的时代才多出尧舜，再往后又添出黄帝、神农、伏羲。古史不是越挖越真，而是后人一层一层堆叠出来的。顺着这个思路，他把矛头直指禹。他翻出《说文解字》，说"禹"字本义为虫，从"禸"，是兽足践地之形，由此推断禹"大约是蜥蜴之类"，原本或许只是九鼎上铸的一种神异动物，流传日久，才被后人尊成了开天辟地的人王。
 
这句话一出，等于把治水安邦的大禹，变成了鼎上的一只爬虫。学界顿时一片哗然。支持者如钱玄同，本就怀疑尧舜不过是后人理想化的名号；胡适则认为九鼎之说近乎神话。但反对的声浪更猛。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等人接连撰文，逐条驳斥，言辞之间不乏讥讽。这场围绕禹的来历展开的争论，很快升级为一场席卷人文学界的"古史大论战"。十多年后，鲁迅还在小说《理水》里，借文化山上几位学究之口，把"禹是一条虫"当成笑柄反复戏谑——那虽只是文学讽刺，不能当真，却也说明这个说法当年传得有多远、刺得有多深。
 
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本人并没有把这话当成铁案。面对四面八方的质疑，他很快声明，禹出于九鼎只是一个假设，并主动放弃了"出于九鼎"的那一半。到了1925年，当钱玄同指出《说文》对"禹"字的解释未必能代表上古本义之后，顾颉刚索性把"禹为动物"的整个假设也一并丢开，转而推测禹本是南方民族神话里的人物。一个曾经轰动天下的论断，就这样被它的提出者亲手收了回去。但疑古的思潮一旦放出，便再难收束：三皇五帝被砍去大半，整部中国上古史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股风气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真正给这股思潮踩下刹车的，是数十年后的另一位学者——李学勤。这位日后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于1992年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在他看来，疑古派当年的怀疑固然有破除盲信之功，却也走得过了头，把许多本可信据的古书一概推倒，等于在古史研究里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他主张把文献与考古结合起来，用出土的实物去印证古史，而非一味怀疑。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夏商周断代工程把中国有年代可依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一直追到夏代初年。当年险些被一句"大约是蜥蜴"否定掉的那个时代，重新被人郑重地请了回来。
 
从顾颉刚到李学勤，相隔近七十年，两代学者争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面对祖先留下的这部古史，我们该信几分，又该疑几分。疑古者怕的是盲从，把传说错当信史；释古者怕的是虚无，连真实的源头也一并抹去。一只"蜥蜴"引出的世纪之争，恰恰立在这两种危险的中间。
 
一句"大约是蜥蜴"，曾把大禹从圣王打成爬虫，也把整部上古史推上了被告席。怀疑撕开了盲从的口子，却没能给出最终的答案。真正替那段历史翻案的，不是更响亮的论断，而是一铲一铲挖出来的陶片与甲骨——地下的文物，终究要替地上的文字，开口说话。
 
【主要信源】《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载《读书杂志》，19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