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 自序丨脊背被晒得发烫，就像太阳在明媚地发问：你这家伙，究竟在做什么？

改用腹式呼吸，把喘息藏进身体，我缓缓在巴朗山垭口附近的流石滩上单膝跪地，然后小心举起望远镜，望向四十米外那对在高原日光中怡然沙浴的大鸟，用眼睛努力追赶心中的记忆——图鉴里的体态、腹羽的层次、眼周的裸皮颜色，一点点在脑海重构。我轻声念出那个名字：藏雪鸡。那一刻，我感受到命名的魔力，它像一枚锚，将无边的混沌暂时固定。

就像那年暮夏，我在楼下遇见一只啄木鸟。

它看去胸腹黑白斑驳，额头暗橙，背部羽毛在阳光下闪着漂亮的橄榄绿。不知为何，已是繁殖季末尾，它方才开始在一棵衰弱的榕树上啄凿洞穴，而且是在城市中的小区里。我冲上楼，取来当时最长的400mm焦段相机。鸟还在。我还记得那种急切，脚步混乱，被一种奇异的情绪力量推动着。拍下照片，查阅图鉴，我知道了它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观鸟，也是第一次感到，不确定性是如何被识别与命名所消解。斑姬啄木鸟，名字是一种抚慰，一种将不可控之物纳入理解体系的手段。

观鸟者往往处在摄影师、博物学家、环保人士、猎手、朝圣者、偷窥狂和收集癖的交集上。而对我来说，观鸟也像是一种对抗无常的手段。自然是混沌的，不可预测的，但观鸟的过程仿佛为它编织出某种秩序：每一个清晨的等待，每一笔图鉴里的名字，每一次确认的欣喜，都是将不确定转化为可知的努力。

露露·米勒在她的书《鱼不存在》里，进一步探讨了这点。她写鱼类学家大卫·斯塔尔·乔丹在旧金山地震后捡起散落一地的成千上万件破碎标本重新命名，不只是为了科学，而是因为这种行为让他觉得自己有能力从混乱中提取意义。他的努力不仅是科学的，更是个人的，是对无意义感的深切反抗。

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真正理解自然——在这方面，我是犬儒的，正如乔丹终生识别和命名鱼类的悲剧性努力——后来的科学家揭示，“鱼”这一概念不过是人类的构造，在分类学上并无意义，这也就是所谓的“鱼不存在”。可分类学本身不也是人类的构造？同样，观鸟的过程也常常充满悖论：我们用观察和记录去接近自然，却不可避免地用自己的框架去定义它。然而，鸟类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我们的表格与学科。它们属于天空，属于它们自由而无常的轨迹。

地球上的鸟类有一万多种，每年都有数十亿对翅膀在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万古长空中扇动。在颐和园筑巢育雏的普通雨燕，过冬时要经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南部，绕过中国西北的戈壁雪山，再往西南奔赴阿拉伯半岛和东非，避开撒哈拉沙漠，终抵纳米比亚和南非。人类先祖不知多久才踏完的漫长曲折的途径，它们年年都往还。

迁徙的候鸟年复一年，在星辰与洋流之间画出它们的路线。斑尾塍鹬从新西兰飞到阿拉斯加，黑腹滨鹬的集群像星河般掠过鸭绿江岸。这些生命不以我们的计划为转移，却因人类建设的水泥岸堤而逐渐失去落脚之地。

二○二○年，当我们困在口罩里计算病毒繁殖的速度时，另一个数字正在悄悄改写地球的天平——这一年，人造物，也就是所有水泥、钢铁、塑料的总重量，第一次超过了各种草木鸟兽的肉身，而人类自身不过占生物总重量的万分之一。这是一个没有被大多数人铭记的分水岭。人造物总重量里头，水泥几乎占去一半——人类唱主角的这个时代舞台，主体乃是水泥凝成。论及“现代化”，总令人想到内燃机、电灯、抽水马桶和远程通信，但其实铺天盖地的水泥才是最确切的体现。现代文明的肤色是灰白的，如阴天瘦弱的黎明。所幸，还有例外。黑脸琵鹭的数量，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不到三百只增至二○二六年的七千七百四十六只——这对于爱鸟人是莫大的慰藉，也是亚洲鸟类保育史上跨国家地区合作的重要正面例子。这种鸟儿，甚至可能会成为深圳的市鸟。

观鸟并非纯粹观察，而是参与，是与自然、与历史、与他人共鸣的行为。詹姆斯·费舍尔说，观鸟是什么，取决于观察者的天性。它可以是科学，也可以是迷信，是兴趣，是艺术，或者是爱。

正如生物学家贝恩德·海因里希所言，自然的神奇不在它本身，而在我们这些感知者的脑海中。观鸟让我们看见了生命的瑰丽，也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与短暂。正是这种矛盾，让观鸟变得既简单又深刻。这大概正是“鸟”之于“人”的意义：鸟就像诗一样，语言未能抵达之处，思维与情感曾经抵达过。这意义可以贯穿漫漫时间，远长于个人周期。且，这意义并不如字面所示般沉重。松尾芭蕉写过，云雀原野鸣，自由自在一心轻。

这意义甚至未必理性，因为芭蕉还写过，即使在京都，听杜鹃叫声，也想念京都。那声音，是某种希望的回响。

艾米莉·狄金森也写过：

希望，是那长着羽毛的小东西——

它栖息在灵魂深处——

唱着没有词句的旋律——

从不停歇——哪怕一刻——

你最欣赏繁花的哪个方面和自然做朋友浪浪山小妖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