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趁着妻子出差，偷偷把一管液体灌入刚满一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天真的笑容，他流着泪吻了吻儿子：儿呀，为了亿万孩子的健康，爸爸只能这么做了！爸爸对不起你！他就是"糖丸爷爷"顾方舟。

这个决定，是被逼出来的。

1955年夏，江苏南通爆发脊髓灰质炎疫情：记录在案的病例约1680人，死亡466人，大批幸存孩子落下终身瘫痪，疫情随后扩散至南京、上海，学校停课，家长们不敢让孩子出门。

更让卫生系统揪心的是，全国对这个病几乎没有监测能力，真实受害人数远比账面更多。

就是在这片焦灼中，顾方舟接下了这个任务。

彼时国际上有两条路。

美国乔纳斯·萨尔克研制的灭活疫苗安全有效，但成本奇高，给全国儿童接种一轮，相当于六十个农民的年收入；

苏联艾伯特·萨宾路线的减毒活疫苗，口服给药、价格低廉，可在国际上尚有争议。

顾方舟1951年赴苏联留学，五年后带着博士学位回国，手里拿着苏联已完成的数百万人次OPV大规模试验数据，反复推演，最终下了判断：走萨宾这条路，才是中国走得起的路。

1958年他向卫生部递交报告，力主引进萨宾疫苗株，获批。

路线定了，实验室还没着落。

说起来，选云南昆明不是因为那里条件好，恰恰相反，是因为那里有猴子。

研制脊灰疫苗必须用猕猴做神经毒力测试，确认减毒株不会在接种后变回强毒，而云南山区猕猴资源最为集中，气候也适合样本储存。

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在昆明郊外挂牌，顾方舟带团队扎进山里：无电、无路、无自来水，煤油灯下做实验，疫苗样本靠人力背到山下的肉联厂冰柜存放。

1959年底，第一批疫苗在猕猴身上试验成功，下一步要上人。

顾方舟没等别人开口，当众举起试管，一饮而尽。

同事们守着他测体温验血压，七天一切正常，他笑说："看来这把骨头还扛得住。"

可成人耐受不等于儿童安全。脊灰病毒最爱欺负孩子，谁家的孩子来试？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空气凝着，连椅子挪动的声音都没有。

顾方舟在沉默里开了口，声音很平："我家小东才刚满周岁，先拿他试。"

他把妻子李以莞哄出门买菜，关上门，把儿子抱到实验台前。小东冲他咯咯笑，小手去抓试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顾方舟手抖了很久，才把那管液体灌进去，又赶紧拍背顺气。妻子回来，看见他抱着孩子坐在地上，衬衫背后全湿。

李以莞是同行，愣了几秒，只说了一句："我懂，千千万万孩子都需要这疫苗，小东不该有特殊。"


讲真的，那之后整整一个月，顾方舟瘦了十斤。

每天睁眼先摸儿子额头，晚上守着摇篮不敢合眼。

等各项指标全部合格，才敢在报告上签字。其他研究员也陆续把自家孩子带来，这群平均不到三十岁的父母，把最珍贵的东西交给了科学。

1960年，疫苗在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试点，两千余名儿童接种后无一异常。

但新的难题随之而来。液态疫苗需在-20℃以下冷冻储存，196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冰箱是稀罕物，疫苗从出厂到接种全程极可能失效。

顾方舟一边看着儿子嘴里含着糖块，一边想：疫苗为什么不能包进糖里？

从液体到糖丸，核心难题是如何在不破坏活病毒的前提下均匀包裹有效剂量，再保证常温储存足够长时间。

顾方舟与食品工艺专家反复试验，1962年拿出答案：橘黄色糖丸，常温可存两个月。从此，孩子们追着护士要"糖吃"。

那颗糖丸1962年做出来，却等到1978年全国儿童计划免疫体系正式启动，才真正被送进每一个山村孩子的嘴里。赤脚医生拿着它走进偏远山区，免疫屏障慢慢在全国立起来。

1994年，山西临汾报告了中国最后一例本土脊灰病例。

此后六年，全国监测严密守候，再无野病毒传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完成系统核查，正式认定中国实现无脊灰目标。74岁的顾方舟在认证报告上签字，手抖得非常厉害，签了很长时间才写完。

他后来只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就做了一颗小糖丸。"

从南通那1680个孩子，到2000年WHO那纸认证，再到今天每一个在阳光下跑步的孩子——正是一个人把一生押在了正确方向上，所能换来的最终的答案！

文章来源：中国军网、《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