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袭阳明堡让陈锡联名声大振，但这场战斗中我们也痛失了一位重要将领，他到底是谁？
1937年10月，忻口硝烟尚未消散，华北天空却几乎被带着黑日轮标志的日本轰炸机垄断。中国空军剩余战机不到三十架，有的还躲在山谷临时跑道上，能否升空全看运气。日军自信满满，把山西代县南二十余里的阳明堡野战机场当成后方仓库，二十四架九六式、九七式战机排得整整齐齐，只留几名哨兵摇着刺刀在跑道旁打瞌睡。
制空权一旦旁落，正面会战寸步难行。129师769团团长陈锡联在指挥所摊开地图，目光停在阳明堡上，他对身边参谋低声说了句：“要想撼动空中优势，得先把翅膀拔掉。”然而手里只有步枪、掷弹筒和百十来颗拼凑出的集束手榴弹。这种看似简单的炸药包，其实是战士们用缴获的木柄雷、铁路道钉和棉线拧成的“土制空包弹”，爆破力却不容小觑。

三营营长赵崇德，27岁，皖南山地里长大的猎手，懂得夜行潜伏的门道。他带着尖兵白天藏在沟渠，利用牧童递上的情报，画出机场地形草图；晚上贴着荒草翻进铁丝网，摸清了哨兵换岗节奏和油料堆放点。回到团部，他只说了一句话：“打得过，能捅个大窟窿。”
18日傍晚，部队开始集结。战士们剪短衣角，涂黑刺刀，枪栓都缠上布条。简单训示后，赵崇德走到排头：“记住，别打冷枪，先炸飞机！”一名年轻战士压低嗓门问：“营长，真能全毁？”赵笑了笑：“不信？咱们走着瞧。”话音落下，众人把手榴弹塞进棉布包里，用细麻绳串成一束束“石榴串”。

19日夜，月色被薄云遮住，泥土里带着霜气。突击分队沿着干涸的灌渠匍匐前进，离跑道仅剩几十米时，前哨轻声汇报：“灯塔熄了，哨兵在打盹。”赵摆手示意分散。“摸到油桶边，一人一串，听我口令。”几秒后，他低喝：“点火！”二十多束炸弹同时飞出，落地后火舌翻卷，飞机机身如纸糊般炸裂。油箱被引燃，烈焰窜上夜空，困兽般的轰鸣替代了惯有的引擎声。
爆炸惊醒的日军端枪乱射。赵率先跃出掩体，带一班人掩护主力破坏机翼。子弹擦过，他肩头溅出血花，却仍举枪示意继续前冲。“快撤！”他吼得沙哑。通信兵扶他时，只听他咬牙低声，“保证任务，别回头。”冲锋号在黑暗里响起，队伍迅速折返，爆燃的火光为背影镀上红色。赵倒在跑道边，再也没站起来。

拂晓前，陈锡联接到报告：缴获机枪三挺，摧毁敌机二十四架，俘日军二十余。更重要的是，华北日机出动骤减，给友军喘息空档。战果电报发往武汉，第三天，重庆公开播报这次奇袭。蒋介石随即下令奖赏769团两万大洋，并致电“嘉勉将士劳苦勋绩”。陈锡联收电后沉默良久，只写回一句：“头功属赵营长，已殉国。”
奖励背后有复杂考量。彼时国共正处第二次合作阶段，正面战场连连失利，急需战例提振士气。八路军用手榴弹炸掉飞机，不仅填补空军空白，还证明机动战术的价值，这对重庆来说是宣传与军事双赢。对前线官兵而言，却是用血把纸面上的“合作”二字捻得更实在。

从军事角度看，这次夜袭迫使日军把前沿机场后撤百余公里，空袭频率明显下降，直接支援了太岳、太行地区的防御。赵崇德虽然只是一名营长，但他以有限资源完成不对称打击，为后来华北游击战提供了范例：缺炮火，就在夜色里动脑筋；缺飞机，就找准敌机最脆弱的静止时刻。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中，“夜袭阳明堡战斗模范连”锦旗再度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旗面上那一排编号，仍保持着1937年的番号。公众记住了陈锡联的统筹，也记住了赵崇德的牺牲；更重要的是，记住了那一晚集束手榴弹爆炸时的火光——它在当时照亮了中国军民反击的可能，也让敌人第一次意识到，空中的优势并不意味着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