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重庆宴席上，毛泽东意外得知许德珩送来东西，竟感到十分吃惊！
1936年初冬，北平的夜风裹着黄沙掠过未名湖，灯光昏暗的教职员宿舍里却格外热闹。几位教授把布鞋、火腿、怀表堆在一起，又把丁字尺、毛线手套塞进木箱。“这些布鞋能准时到延安吗？”徐冰低声问。“放心，总有人愿意把路走完。”许德珩把盖子压好，用火漆封口。谁也没料到，这一箱看似普通的生活用品，会在九年后成为重庆一场特殊宴席上的谈资。
那时的延安正处在最拮据的日子。根据地缺盐缺布，甚至缺灯油，可八路军的教材、报纸一份没停印。许德珩与劳君展想到，如果知识分子只写文章、呼口号，却不掏出真金白银，时代不会有任何改变。于是他们暗中发动北平、天津、武汉的老同学，每人凑一点，一共筹出了三大木箱。路线由徐冰负责：先托铁路工人带到西安，再改走骡帮，翻秦岭、过乾坤湾。两个月后，延安方面寄来一纸便签：珍重心意，物已收入生产委员会。落款毛泽东，日期写的是1936年11月2日。

几年光阴转瞬即逝，抗战烽火把许德珩抛向西南。1941年，他受聘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又被推举为国民参政员。课堂之外，他常去中共办事处，同董必武、邓颖超讨论救亡宣传。重庆山城雾深，道路逼仄，空气里混着防空警报与码头焦炭味，知识分子在狭窄夹缝里思考国家出路。有意思的是，许德珩很少谈自己当年送物资的事，他认为，那只是尽了本分。
1945年8月下旬，毛泽东飞抵重庆。山城街头一夜间贴满了“和平”“团结”两行大字，汗水把红纸浸出深浅不一的痕迹。12天后，中共办事处发出几张手写请帖，其中一张送到沙坪坝磁器口。请帖折痕明显，上面写着：“许德珩、劳君展诸君可来一叙——泽东。”许、劳二人轻轻交换了眼神，没有多说什么。
宴席设在曾家岩50号的小院，桌子很简单：红薯干、小米粥、几盘野菜，还有一只略显干瘦的火腿。毛泽东举起筷子时笑道：“物资紧，菜不多，德珩兄莫笑。”话音未落，他忽然放下筷子，仔细打量火腿的外包装，眉头倏地上挑：“咦，这牌子我认识，原来东西是你们送的呀！”许德珩怔了片刻，才想起那箱已经被自己淡忘的物品。

“那时只盼能给边区添点棉袜，哪敢让你惦记。”劳君展回答。周恩来在旁补了一句：“延安兵工厂的第一台车床，就是靠这批怀表校准的。”众人哄然一笑，紧张的空气被驱散不少。
短暂寒暄后，话题迅速转到正在进行的政治谈判。国共间的分歧，人们心知肚明，却仍要寻找可能的交汇点。毛泽东问：“科学座谈会最近情况怎样？”许德珩说，座谈会每周聚一次，教授、工程师、医生都来，大家希望战后有个独立的学术团体，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很好，把它办下去。”毛泽东点了一下头，随后补充，“学术要自由，国家也要民族独立，两者缺一不可。”这个提醒后来被与会者视作座谈会转型为九三学社的直接推动。

夜深了，院子里只能听见虫鸣与江风。毛泽东起身相送，拍着许德珩的肩膀说：“读书人难得脚踏实地，你走的这条路，方向对了。”许德珩回了一句：“方向是大势所趋，个人只是顺流而行。”两人相视片刻，没有再多言语。
离开曾家岩的翌日，许德珩把那只剩半截的火腿切成薄片，分给座谈会的年轻人。“记住，国家再大，也要有人把粮食挑到前线。”他说完便投入会议。1946年春，重庆城防的哨卡更密了，政治云层却愈发厚重。然而九三学社的雏形已经成型，科学、民主、统一战线三个词第一次被同时写进了其章程草案。

抗战结束后，两党的冲突并未停歇，但知识分子参与国家重建的渠道却更加多元。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许德珩坐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三排，胸前佩戴九三学社代表徽章。会场灯光灼亮，他忽然想起在北平撕床单写标语的深夜，也想起那只翻山越岭的木箱。物资有价，担当无价，历史将个人推到风口浪尖，最终留下的，是做事的人与做事的心。
1975年，已届耄耋的许德珩再入北京大学演讲，他没有谈大政方针，只说了一句话：“年轻时送过几双布鞋，五十年后国家让更多人有鞋可穿，这就够了。”台下掌声骤起又骤停，像呼吸一样短促却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