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不仅具备卓越的领导才能，他更是一位文武双全、难得一见的全能型国家领袖！
1924年初夏，广州东山的练兵场上尘土飞扬，二十六岁的周恩来站在铁甲车旁，抬手比划着火力配系。他说：“车不在多，要能冲出去。”跟随的新兵愣了一下，脱口而出：“真的敢顶着机枪？”周恩来点点头，“革命就是在枪口上讨生活。”这一支仅百余人的铁甲车队，很快成了党在南方最早的机动武装，日后许多红军干部都出自这支队伍。
那时的周恩来并无“元帅”头衔，却已对兵力、交通线和情报有清晰脉络。广州的城市巷战演练中，他把街区标成棋盘，给学员们讲“制高点”“火线衔接”“夜行分路”，一口气铺开作战沙盘。孙中山听取汇报后，语带欣赏地说：“年轻人有大用。”这份难得的战略嗅觉，为三年后南昌城头的枪声埋下伏笔。

1927年8月1日凌晨，赣江边火光冲天。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一手握电台，一手抓作战简报。枪声密集，他仍能迅速在地图上画出反击箭头。第三团长贺龙闯进指挥部，喘着气说：“要不要撤？”周恩来只问一句：“弹药还能坚持多久？”结果未及两天，起义失利，但留下的重要收获是—党内第一次在大规模实战中检验了独立指挥体系，而主持这一体系的人正是周恩来。
失败的硝烟并未熄灭他的锐气。随后的长征岁月里，中央红军几度陷入绝境。遵义会议前夜，关于“谁来指路”的争论胶着。会上，周恩来率先承认此前左倾指挥的盲动错误，并主动提议让毛泽东掌总前敌指挥权。会后，他仍留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副主席。表面让贤，骨子里却是把自己推到“决策—执行”的枢纽。毛泽东曾半开玩笑地说：“军委有你，我心里不慌。”

抗日全面爆发后，枪林弹雨与笔墨齐飞。周恩来驻扎重庆期间，几乎每天都要写信、起草通电，劝说各派携手抗敌。《告全国同胞书》以“山河已破，尚有热血”开篇，字字带火药味。宣传部统计，仅1938年一年，他起草的文字加起来逾三十万字，其中相当部分在大后方报纸连载。文稿与前线捷报相互呼应，稳定了人心，也使统一战线不至松散。
值得一提的是，他年轻时习惯用“飞飞”或“翔宇”署名撰写短篇，刀马旦、江湖事，故事虽短，骨子里却透着扶弱济危的情怀。文学是他磨剑的另一种方式：练笔锋，也练逻辑。多年后，他在延安夜谈会上感慨，“没有几本书垫底，指挥千军万马也难免手忙脚乱。”听者无不会心。

1949年后，舞台从战场移到会场。他在政务院忙于恢复国民经济，又得兼顾外交前线。1954年春，他率团赴日内瓦，与列强代表一桌而坐。会上，法国代表喃喃自语：“中国发言太尖锐。”周恩来微微一笑，用流利法语回敬：“时代不同了，锋利是为了劝人和平。”不久，五项原则写入公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句短语后来成为新中国打开国际大门的通行证。
处理国内大小事务时，他仍沿用当年沙盘式的思维：把复杂局面拆成动作线，再逐一对应。大庆油田缺设备，他与石油部连夜对表，把华东几家老厂的闲置机床调北上；灾年来了，他跑到粮仓，拉着省部负责人问，“还能撑多久？”语气与当年南昌城头如出一辙，只是头发已花白。

1975年冬天，病榻前的周恩来握着邓小平的手，声音微弱却清晰：“路要接着走，别让队伍散了。”邓小平沉声答：“请您放心。”这句简单对答，定下了后来政局的关键一笔。对于怎样选人、用人，他始终有一句原则：“人要能扛事，也要能听劝。”
回看他半生的坐标，铁甲车队是一端，日内瓦会场是另一端，中间穿过南昌的枪火、延安的窑洞、重庆的谈判桌。有人评价他“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听上去近乎传奇，其实不过是把读书人的条理与军人的决断装进同一只行囊，然后在恰当的时刻，拿出恰当的一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