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2岁的莫言透过窗户纸的破洞，看到一名男教师正往女教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花生，郑红英“咯咯”地笑个不停。但莫言怎么都没想到，一个窥探，竟断送掉自己升中学的机会。而且，这一辍学就是17年！

莫言原名管谟业。小时候，他瘦弱、胆小，不太爱说话。家里孩子多，粮食却总是不够吃。

那是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很多农村孩子最大的愿望，不是玩具，也不是新衣服，而是能吃上一顿白面饺子。莫言后来回忆，自己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东西，就是“饿”。

但他有一样东西特别突出——爱读书。

小学三年级时，别的孩子下课满村疯跑，他却蹲在墙根底下看《三国演义》《水浒传》。村里谁家有书，他都想办法借。

借不到，就站在人家窗外听别人念。有时候别人嫌他烦，把门一关，他还舍不得走，蹲在门口听只言片语。

那时候，莫言心里一直有个念头：将来一定要上中学。

可谁都没想到，一个偶然的“窥探”，却成了改变命运的导火索。

1967年前后，莫言十二岁，正上小学五年级。

一天课间，他和几个男孩在学校后院玩。农村小学条件很差，办公室窗户糊着纸，纸上破了个洞。几个孩子觉得好玩，就轮流往里偷看。

莫言也凑了过去。

透过那个窟窿，他看见屋里一个男老师正往女教师郑红英裤腰里塞花生。郑老师一边笑，一边躲，两个人动作亲昵。

那个年代的人极其保守，男女稍微靠近一点，都会被议论，更别说这种场景。

孩子嘴没把门，今天告诉这个，明天告诉那个，没几天，全校都知道了。有人添油加醋，说老师“搞破鞋”；有人说莫言“天天偷看老师”；还有人说他“不学好”。

那个年代，“作风问题”非常敏感。

两位老师被批评，脸面尽失。莫言也被学校盯上了。原本成绩不错、很被老师喜欢的他，突然成了“不稳当”的学生。

更致命的是，当时正赶上特殊年代。

上中学，不完全看成绩，还要看“出身”和“表现”。贫下中农推荐、政治审查、群众评价，样样都重要。

莫言家是中农成分，本来就不占优势，再加上“偷看老师”的风波，很多人开始对他指指点点。

后来小学毕业推荐名单出来，没有他。

那一天，莫言站在学校外面，看着同学们背着书包去报名，整个人都懵了。

他回家问母亲：“为什么别人能上，我不能上？”

母亲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家里也供不起了。”

其实莫言心里明白，不只是穷的问题。

他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

这一断，就是十几年。

辍学后的莫言，并没有立刻变成一个成熟的大人。他只是个十二岁的孩子。可从那以后，他每天干的事情，却已经是成年人的活。

春天割草，夏天放牛，秋天掰玉米，冬天拉粪车。

因为年纪小，挣不了多少工分，大人们嫌他动作慢。别人一天能干完的活，他得做到天黑。有时候累得蹲在地头偷偷哭。

最难受的，不是累，而是经过学校门口。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变得越来越沉默。

因为没人说话，他开始跟牛羊说话，跟树说话，跟月亮说话。很多成年人觉得这孩子“发呆”“胡思乱想”，可谁也不知道，这些孤独时产生的幻想，后来都变成了他小说里的魔幻世界。

白天干活，晚上他就拼命找书。

家里没电灯，只能点煤油灯。母亲总怕费油，经常喊：“别看了，油快没了。”可莫言总装听不见。

后来没书看了，他甚至翻《新华字典》，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

别人觉得枯燥，他却看得津津有味。

为了借一本到小说，他甚至帮别人推一天磨。推得脸色发青，可只要能换一本到书，他就高兴。
十几年里，他始终没机会重新回学校。

直到1976年，二十一岁的莫言参军。

部队改变了他的命运。

在那里，他第一次重新接触大量书籍，也第一次真正开始系统写作。后来又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逐渐走上文学道路。

多年以后，已经成名的莫言回忆起那段失学经历，并没有一味怨恨。

他说，苦难未必值得歌颂，但苦难确实塑造了他。农村二十多年的生活，是他最大的“文学富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