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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这三个人？简单说一下当时的背景：

王稼祥，早年留苏，曾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遵义会议后曾是支持毛泽东的重要人物之一，但也长期被视为“国际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中间有复杂的路线纠葛和个人评价波动。到了七大，关于他是否适合继续在最高层占一席之地，代表们显然意见不统一。

凯丰（何克全），在中央宣传、理论工作上长期活跃，曾参与一些路线斗争和整风问题，被不少人认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把握不当，口碑并不特别好。

邓发，早年任中央秘书长，在党的保卫、情报和机关工作中位置很重要，但也因为在肃反、组织处理等方面的强硬做法，一直存在争议。

代表们集体提出异议，说明一个事实：到了1945年，中共党内对“路线错误”“作风问题”“历史包袱”的容忍度已经明显下降，特别是涉及到七届中央委员会这种“顶层班子”的人选，代表们并不愿意简单地“看资历、看过去职务”，而是用选票来表达态度。

主席团的反应也很值得玩味：没有强压，而是顺势调整名单。

顺着民意的调整：增加薄一波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新添肖劲光、王从吾为候补

在代表团普遍对王稼祥、凯丰、邓发三人表示异议后，主席团做出了一个折中式安排：

一方面，要尽量保证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名额“满额产生”；
另一方面，又不能无视代表们的投票真实意图。

于是，毛泽东和主席团在研究之后，决定：

把原本属于候补委员候选人的薄一波，提升为正式中央委员候选人；
另外临时增加肖劲光、王从吾两个人，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

这样一来，中央委员候选人从原来的44人变成了45人；
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从33人变为34人。


这里有几个点值得注意：

薄一波在根据地经济、政权建设方面表现突出，又经历了长征和多次重要整风，政治上比较可靠，和当时中共强调的“实干、务实路线”很契合，被提升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既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也是一种向代表和基层力量的呼应。

肖劲光，是红军海军建设的重要人物，战斗经验丰富，但长期处在军事系统一线，不是那种“口头政治人物”，把他放进候补名单，既补充了军事干部的比例，也具有“向前线将领倾斜”的意味。

王从吾，则长期在地方、组织战线工作，在干部队伍中人缘不错，政治问题少，比较容易被各方接受。

通过这一步调整，主席团等于为下一步可能出现的“高位落选”预备了缓冲空间——有些人即便在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了，仍有机会在候补中央委员层面保留一个位置。

6月10日，真正的“关键一投”：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薄一波高票当选

1945年6月10日，七大召开第20次全体会议，对中央委员进行正式选举。
候选人共有45人，按规定，需要获得超过半数的赞成票才能当选。

投票结果非常明确：
45名候选人中，有44人顺利过半当选，
唯独王稼祥一人的得票数为204票，未能达到当选所需的票数，最终落选中央委员。

这就是七大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高位落选”——曾经的中央主要领导人、驻共产国际代表，结果在关键选举上没过“半数关”。

相对的，临时从候补候选人“升格”的薄一波，顺利当选七届中央委员，进入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成为日后中共高层的重要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