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湾历史上曾是广东省范畴，为什么它却远离广州，而位于千里之外的地方？
1835年冬天，一阵寒潮席卷雷州半岛，外籍商船躲进当地渔民口中的“广洲湾”避风；木桅杆摇晃，船长却在航海日志上写下了“Canton Bay”。这一笔，后来的地理错位就此埋下伏笔。
清末这里并不起眼。赤坎埠日落后仍有灯火，盐、鲜鱼和山货都在此集散，码头小贩吆喝声不断。少有人会想到，距省城广州千里之外的这片水面，会被贴上“广州”的标签，更会在日后成为国际争夺的焦点。
1895年甲午战败，列强抬价要地。法国盯上此湾，看中两点：一是深水良港，二是北上广州、南下海防的便利。与此同时，京城里忙于谈赔款，顾不上南天涯的一块滩涂，谈判桌边的地图还把“广洲”写成了“广州”。

1899年11月，西苑草签条约。履印之前，法方代表摊开地图，指着雷州半岛说：“Canton Bay，足够做我军港。”清廷官员略一迟疑，还是按下手印。自此，99年的租期写进公文，也写进那座刚刚被改名的海湾。
“这里归你们管，可别伤百姓生计。”官员放低声音提醒。法军军官耸肩笑答：“放心，只是修炮台、造灯塔，再收点税而已。”短短两句对话，道尽双方权力天平的倾斜。赤坎埠的码头很快插上三色旗，法国警员巡街，租界被并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连度量衡都改换法制。

法军在岸边筑炮台，用钢筋水泥封住礁石，炮口对准出海口；又在东海岛辟兵营，在硇州岛建灯塔。更远处的西贡，为此专门开辟航线，煤炭、罐头、鸦片沿海流入，桉树苗和红瓦房则把异国的影子种在了椰林里。对当地渔盐小镇而言，一夜之间换了天，却无力回绝。
时间推到1943年2月20日，太平洋战事正炽。夜色里，日本第二舰队闪电突入港内，法国守军寥寥几百人，象征性抵抗后便接到巴黎维希政府命令：“保存实力”。五天后，停泊在“桥立”号巡洋舰上的临时谈判桌前，日军军官沉声开口：“共同防卫，不过是你们让港，我来守。”法方代表苦笑，只能签字。
港区从此由日本驻军实际控制。物资堆场里，锈桶汽油堆得山一样高；新铺的铁轨把码头与机场连成一线。桂柳线的入海口被掐住，华南腹地的对外补给几近窒息。湛江城头，却依旧飘着法旗——名义上的法国租界，在战火中成了日本的跳板。

日军进驻后，征用渔船、木行，开出高价买米盐，转手又封锁粮道，物价飙升。老船匠阿贵曾说：“卖条渔网的钱，连一斗米都买不起，这哪是世道？”他的儿子答不上话，只能苦笑。普通人的饭碗，成为帝国博弈的附带牺牲品。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8日清晨，法方与中国代表在租界衙署会晤，会场里连椅子都是临时借来的。签字的那一刻，法国人承认放弃广州湾一切权利，移交期限定为三个月。滞留军舰拔锚离岸，法军换防回西贡，日兵则在美军监督下分批遣返。
交接完成后，中央政府随即将此地改名“湛江”，取海天湛蓝之意。为加速治理，新设广东省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下辖遂溪、吴川、廉江等县，亦即今日湛江市雏形。港口继续开放，但旗帜再不是外人的颜色，税收和航权也不再旁落。

到了1950年代，新政权着手修复码头与仓栈，扶持盐场和糖厂。昔日租界的法式建筑大多被征作公署、医院，或干脆改成粮仓。法军留下的窄轨铁路则拆除重铺，更换成国标宽轨，延伸进内陆的甘蔗产区，糖袋一次能装满整节车厢。
今天的湛江已是华南重要港口城市，但那段殖民和战火交织的往事并未随海风消散。广州湾这一名字，偶尔仍会在旧档案里出现，提醒人们：距省城千里的这片海湾，曾因一纸误写，被推上复杂的国际棋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