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这个人缺点不少，但有一定担当，基本能做到“赏不逾时，罚不迁例”，他就武汉会战总结时向蒋氏明确提出，应该奖赏的有“指挥有方”之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沉着确实”的54军军长霍揆彰、75军军长周喦，以及54军14师师长陈烈，75军第6师师长张琪，32军142师师长傅立平等等。
武汉会战打完后，真正难办的事才刚开始。战场上枪声停了，可谁该记功、谁该问责，不能含糊。
几个月的苦战里，有人顶住压力，有人临阵动摇，有人守了阵地，也有人把命令丢在一边。若这些账不算清，下一场仗还会乱。

1938年的武汉，不只是一个城市。南京失守后，武汉一度成了全国军政运转的重要中心，长江、铁路、后方转运都绕不开这里。
日军若拿下武汉，就等于向中国腹地压进一步。也正因如此，中国军队从6月到10月，在长江两岸、大别山、鄂东、赣北一带层层设防。
这场会战从1938年6月11日前后拉开，到10月25日中国军队撤出武汉，前后四个多月。日军最终进了武汉三镇，但没有实现速战速决的设想。
中国军队付出沉重代价，也争取了时间，让后方迁移、军政调整和持久抗战有了喘息空间。这也是陈诚战后总结显得有分量的地方。
他不是只把失败归结为“敌强我弱”，也没有把功劳说成一片模糊的“全体奋勇”。他把部队和主官一个个摆出来，谁指挥得力，谁沉着可靠，谁行动迟缓，谁擅自后撤，都要写明白。
被列入奖励的汤恩伯，是第31集团军总司令，陈诚给他的评价是“指挥有方”。霍揆彰和周喦也被列入应奖名单。
霍揆彰是第54军军长，周喦是第75军军长，陈诚认为二人“指挥沉着确实”。这八个字听着不花哨，却很实在。
大会战里，最怕主官一见局势紧就慌，前线部队一乱，阵地马上会被撕开口子。师一级将领中，54军第14师师长陈烈、75军第6师师长张琪、32军142师师长傅立平等人，也被陈诚点名应予奖励。
师长离火线更近，承受的是阵地被压、兵员消耗、通信不畅的直接压力。能被列入名单，说明他们至少在关键阶段没有掉链子。
但陈诚这份总结的重点，不只在“奖”。更难看的是后面那半张账单。
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被指溃退且不服从命令，还私自把部队开往湘西。战场上撤退不是不能撤，可撤退必须有命令、有方向、有掩护，主官自行其是，影响的不只是本部人马。
滇军方面，孙渡第58军、张冲新3军被批放弃崇阳、自动撤退。崇阳地处武汉外围防线南部，对牵制日军推进有现实意义。
这个点若提前松开，周边部队的压力会迅速增加。陈诚把此事写入惩处名单，是在强调一个简单道理：战局再难，也不能各走各路。
75军13师师长方靖，被批“行动迟缓，徘徊瞻顾，影响全般战事”。这类问题比单纯败退更复杂。
前线指挥有时差几个小时，结果就完全不同。该进不进、该守不守、反复观望，看似保守，实际可能让友军承担更大损失。
名单里还牵涉74军在岷山之战中的作战不力，第3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在瑞昌方向的指挥问题，以及第18师师长李芳郴对富池口失守应负的责任。瑞昌、富池口都是长江防线上的要害，失守不是一纸报告能轻轻带过的事。
54军和14师与他关系较近，受到奖励容易引人注意；75军也带有他的系统色彩。可方靖、李芳郴这类与陈诚有一定渊源的将领，同样被列入批评范围。
至少在这份总结里，他没有把熟人全都护住。当然，不能因此把陈诚写成没有缺点的人。
他性格强硬，用人有圈层，治军手段也常让人有压力。但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只抓一个面。
武汉会战后的奖惩意见，恰好能看出他身上比较务实的一面：战场表现必须落到具体人、具体事、具体责任上。这份名单真正留下的价值，不是让后人争论谁更该升、谁更该罚，而是提醒人们：军队一旦没有清楚的赏罚，就会让勇者寒心，让失职者侥幸。
陈诚的做法未必完美，却抓住了带兵的要害。大战之后，最需要的不是漂亮话，而是让每个人知道，功劳不会被埋没，责任也不能随风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