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问到开国元帅中谁最擅长打仗时，王宏坤为何直接答徐老头？他缺少的究竟是什么？
1948年3月，一个无月之夜，临汾城南的黄土地被悄悄掘开。“把土递上来，小声点！”排长压低嗓门催促。火把熄掉，战士们摸黑挥镐，汗水与泥土糊满脸颊。他们心里清楚，脚下这条地道，也许就是明天攻破坚城的唯一希望。指挥这场攻坚的是西北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
临汾不是徐向前第一次在绝境中寻出路。早在1931年冬，他带着不足三百名红军退进大别山，迎面而来的是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围剿。地势恶劣、弹药稀缺、衣食难保，几乎每一道山梁都可能是终点。可他偏偏把困境当作课堂，练兵、分兵、设伏，摸清敌人路径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两年之间便让这支小分队长成四万人的红四方面军。

有人问，当时靠什么？熟悉他的人回忆：“徐司令天天拎条木棍，在土地上画来画去，白天打仗，晚上琢磨。”这种琢磨到了临汾更显彻底。城墙厚四丈、外围暗堡林立，初攻受挫后，他干脆让工兵昼夜掘地。从指挥所到前沿设九条暗道，一条连一条，日夜传送炸药。27天后，巨响撕裂城根，守城的整编30师指挥部瞬间陷落。忻州方向的阎锡山援军赶到时，只看见漫天尘土与倒伏的旗杆。
临汾拿下，西北野战军顺势南下。半个月后，晋中平川又成棋盘。此刻我军仅六万，阎锡山却握着十余万，加之装甲、炮兵齐全，气焰嚣张。徐向前没有硬碰，先放出两个旅佯攻太原，自己率主力突然穿插榆次、祁县，将敌人切成数段。敌指挥官被这一下打懵，急忙电令各部“立即回援”。可当他们回头时，补给线已被截断。六昼夜后，晋中收复，晋绥军溃散。

打仗打得漂亮，可配合政治工作的运气却始终欠佳。鄂豫皖时期，陈昌浩任总政委，本应与司令员相互补台，却在关键节点坚持北上，与中央方针相左，逼得徐向前陷入两难；延安整风后，朱瑞受命成为他的政委，配合默契不足一年便调往东北，旋即在辽沈战役中牺牲。此后长达数月，西北野战军政委空缺，徐向前只得身兼数职。有人在作战会议上提醒：“司令，政治动员得跟上。”他淡淡回道：“人手有限，只好我来兼顾。”
外界往往侧重看战绩，却忽略了这种双重担子带来的消耗。没有稳定的政委系统，部队的思想工作、后勤联络、地方统战都得靠他亲自把关。临汾和晋中能迅速总结经验、再度开打，靠的正是他白天打仗晚上写电文的苦撑。试想换作有人分担政治火线，他或许能有更充裕的时间研究兵法、保养兵员，西北战场的节奏也可能更快。

1955年授衔前，军中闲谈“哪位元帅带兵最麻利”。王宏坤笑着拍桌：“论干仗？徐向前！若早几年给他配个合拍的政委，西北恐怕提前解放。”这话传开，引来附和，也引来争议。但翻阅作战记录，徐向前从未以优势兵力取胜，每一次突围都在危险边缘；更少有人留意到，他同时要处理党政事务，调解部队与地方矛盾，这种负荷在其他野战军司令员中并不多见。
再回看鄂豫皖那段岁月，红四方面军能站住脚，一半靠枪杆子，一半靠群众。徐向前懂得这点，可他缺少一位能把群众工作细化到底、把后方稳住的长期伙伴。陈昌浩错了方向，朱瑞走得太早，拉开了他与理想配合的距离。战后总结会上，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把罗荣桓借你半年，西北的活儿怕是更顺。”徐向前摇头：“借不到，也得干。”

军事史研究者常提“个体将领作用”，徐向前的案例提供了另一种注脚：当政治系统缺位时，将领得在枪火声中处理两套完全不同的任务，这不仅考验胆识，也考验体力与耐心。1949年春，本该休整的他瘦得衣服空荡，两眼满是血丝。翻开那年日记，只有一句：“事多，睡不着。”
徐向前晚年再忆临汾，说得平静：“炸开城墙那一刻，我就知道西北有了底气。”底气来自战术，也来自那段自我加压的时光。军政兼顾的背影留在了解放战争的尘土里，成了后来人反复琢磨的样本：好政委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并肩作战的另一把锋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