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0日晚上8点，88岁的邓颖超躺在病床上，气若游丝。秘书赵炜俯下身，凑到她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这位已经几乎没有意识的老人，突然拼尽全身最后一口气，从喉咙里艰难地挤出两个字。不是丈夫周恩来，不是任何血亲，而是——"李鹏"。

第二天清晨，她带着这两个字，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1931年。那年9月5日，海南海口菜市口，一个28岁的年轻人被国民党枪决，胸口连中数枪。他叫李硕勋，中共早期军委委员。千里之外的香港，他的妻子赵君陶抱着3岁的儿子嚎啕大哭——这个3岁的男娃，就是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李鹏。

父亲一死，地下党又被破坏，孤儿寡母举目无亲。赵君陶只能擦干眼泪，揣着仅剩的盘缠带儿子回了四川老家，一躲就是7年，跟党彻底失联。

而此时的邓颖超是啥处境？1925年她第一次怀孕，舍不得耽误革命工作，自己跑到地摊上买打胎药硬灌下去，把命都差点搭进去；第二次怀孕，孩子勉强生下来没几天就夭折了。从那以后，她和周恩来这辈子，再没有过亲生骨肉。

没孩子怎么办？她和周恩来把烈士遗孤当亲生的养。这一养，养出来一堆"周爸爸"、"邓妈妈"。
而这群孩子里头，最让她惦记一辈子的那个，就是李硕勋家的小娃——兰兰。

1938年底，赵君陶在成都的家里突然接到秘密通知：旅馆里有客人找你。她推门一看，眼泪当场掉下来——来人是邓颖超，是周恩来委托她千里迢迢从重庆赶来接母子俩的。

出于安全考虑，邓颖超先让李鹏留在外婆家，自己装扮成农妇带赵君陶进重庆。结果一到重庆，周恩来发现孩子没跟来，当场就急了，劈头盖脸把邓颖超训了一顿：

"你怎么忍心把他丢在成都？还不快想办法去把孩子接来！"

赵君陶赶紧打圆场："邓大姐也是出于路上安全考虑，您莫怪她。"

邓颖超没辩解，掉头又往成都跑。

这一次，她把不满11岁的李鹏带到了重庆曾家岩50号——也就是著名的"周公馆"。当时周恩来已经去了延安，整个周公馆就邓颖超一个人。她做了个决定：把这孩子直接安置在自己房间里，同吃同住。

李鹏头上有伤，她亲自请医生换药、盯着拆线；伤口好了，又把他送到母亲赵君陶身边。后来李鹏被送去延安读书，再后来留学苏联学水电，从电厂技术员一路干到电力工业部部长、副总理、国务院总理——这中间每一步，邓颖超都操着心。

最戳人的是李鹏第一次见周恩来。周恩来一把把这个小男孩搂进怀里，说了一句话：

"你父亲牺牲后，你和你妈吃了不少苦头，我想收养你做义子，你看怎么样？"

小李鹏当场蹦起来："周爸爸好！周爸爸好！"

从那天起，他叫周恩来"周伯伯"，叫邓颖超"邓妈妈"。
（多年后，李鹏在回忆录里专门澄清过："周伯伯、邓妈妈跟我，就是老同志和烈士后代的关系，养子那个说法不准确。"但这份感情，谁都看得出来——比血脉还浓。）
之后几十年，李鹏从一个烈士遗孤，干到了共和国总理。但你猜他每次见到邓颖超，张嘴第一句话是啥？

还是那三个字：邓——妈——妈。

1988年，84岁的邓颖超从全国政协主席的位子上退了下来。两年后身体明显垮了，光1990年一年就五次住院。1991年7月再次入院，秘书赵炜悄悄问医生："邓大姐这次还能出去吗？"医生迟疑了一下："做好准备吧。"

1992年7月10日，邓颖超已经基本说不出话了。下午脉搏紊乱、呼吸缓慢，医生宣布病危。赵炜和警卫秘书高振普、保健医生季建华三个人沉默地坐下来列后事清单，整整列了两大张纸。

晚上8点左右，国务院总理李鹏带着妻子朱琳推门走进病房。

此时此刻，他不是总理，他还是那个被邓妈妈牵着小手走进周公馆的兰兰。

赵炜俯下身，对着邓颖超的耳朵轻声说："邓大姐，李鹏来看您了。"

邓颖超的眼皮动了一下，用尽全身的力气，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

"李鹏……"

这两个字，耗光了她最后的力气。第二天清晨，她在睡梦中平静地走了。

按她生前留下的两份遗嘱：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骨灰撒进天津的海河——撒在16年前撒周恩来骨灰的同一个地方。

她这辈子没生过一个孩子，却把别人的孩子拉扯成了国家的栋梁。生命的最后一秒，她叫的不是丈夫，不是亲人，而是那个3岁就没了爸爸、被她搂进怀里的小男孩。

原来这世上最深的母爱，从来不靠血脉。

【主要信源】
赵炜口述、回忆录《西花厅岁月——我在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李鹏回忆录（1928—1983）》，李鹏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凤凰网历史频道《邓颖超临终前为何呼唤"李鹏"？》（综合赵炜回忆资料整理）
中共党史出版社《周恩来关怀革命后代的故事》
重庆市合川区政府官网《"革命母亲"赵君陶 把大爱留在周家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