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窄观察耿同学学术打假 谁在把学术圈变成“造假实习场”？——从三所顶尖高校被科普博主“打假”说开去

一个科普博主，捅破了三顶“学术帽子”。

2026年5月，一条视频在科研圈炸开了锅。B站科普博主“耿同学”连续发布多期视频，实名举报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三所985高校的“长江学者”“国家杰青”、院长等多名学术大牛论文造假。有的已被免职降级，有的正在接受调查。

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不是造假的“高技术”，而是造假手段的“低技术”——

· 某一组数据列末尾几个数字完全相同；· 两列数值始终相差0.3，完美得不像真实测量结果；· 实验图片中的条带被PS复制粘贴，甚至直接翻转后复用。

这些连本科毕业论文答辩都难以通过的拙劣手法，竟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Nature》正刊及子刊。更诡异的是，这些论文从投稿到发表，经历了同行评审、编辑审核、校内复核等多道“关卡”，却一路绿灯，直至被一个科普博主用肉眼和基础逻辑识破。

这已经不是“学术不端”四个字能概括的。它是一场学术监督体系的集体瘫痪，是一群既得利益者对科研诚信的公开蔑视。

第一层：剥开造假手法——连“演”都懒得演，说明什么？

先看这起事件中最刺眼的一个细节：造假手法极其拙劣。

在曝光的案例中：

· 某篇论文中，一组数据列的末位数字几乎完全相同（例如：...12.34、...12.34、...12.35、...12.34），这种重复在随机测量中出现的概率趋近于零；· 另一篇论文中，AB两列数值始终相差0.3，无论数值大小，差值恒定——真实世界中，实验误差通常是随机的，不会出现如此完美的线性关系；· 图片PS复用更是明目张胆：Western Blot条带被直接复制粘贴，甚至镜像翻转后冒充不同样本。

这些造假手段，任何一个受过基本科研训练的研究生，花五分钟就能看出端倪。但它们却逃脱了论文审稿人、期刊编辑、所在单位学术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层层审查。

魔鬼细节之一：造假者之所以敢如此“粗制滥造”，是因为他们知道——没人会认真看。

在“唯论文、唯帽子”的评价体系下，审稿人关注的是结论是否“漂亮”，而不是数据是否“扎实”；单位看重的是发表在什么期刊，而不是实验能否重复；基金评审看重的是申请人的“头衔”和“背景”，而不是已发表论文的可信度。当整个系统的激励方向都在鼓励“快速发文章、抢发高影响因子”，审稿和核查便沦为走过场。造假者甚至不需要“高超的技术”，只需要一张《Nature》的“入场券”。

第二层：剥开内部监督——为什么同行评议失灵了？

第二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同行评议没有发现这些造假？

同行评议制度的假设是：由同一领域的专家对论文进行专业把关。但现实中，这一制度早已千疮百孔：

· 审稿人往往是被邀请的“大牛”，他们没有时间仔细核查原始数据——很多审稿人只是粗读一遍，凭印象给出意见；· “圈子文化”让审稿人倾向于“互相放行”——今天你审我的稿，明天我审你的稿，得罪人不如做顺水人情；· 期刊编辑更关注“话题性”和“引用潜力”，而不是数据真实性，因为高引用意味着高影响因子；· 即使审稿人发现问题，也缺乏强制手段要求作者提供原始数据，造假者有充足时间“补录”数据。

这就形成了一个诡异的“无人区”：造假者知道审稿人不会细查，审稿人知道造假者可能作弊但懒得深究，期刊知道数据可能有水分但选择相信。最终，只有像耿同学这样的“外部人”，才愿意花时间逐行比对数据、逐图检查PS痕迹。

魔鬼细节之二：不是造假者太狡猾，而是监督者集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三层：剥开校内复核——为什么学术委员会形同虚设？

更让人费解的是，论文发表后，这些造假者所在的大学——同济、南开、中山——都是中国顶尖高校，拥有完整的学术委员会、科研诚信办公室、纪检监察体系。为什么内部监督没能发现问题？

原因有三：

第一，利益捆绑。 这些造假者往往是“杰青”“长江学者”，是学校的“学术门面”，也是科研经费的“吸金石”。调查自己的“台柱子”，对学校百害而无一利。一旦查实，不仅影响学校声誉，还可能追回项目经费、问责领导。“家丑不可外扬”的思维根深蒂固。

第二，专业壁垒。 校内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往往与被调查者属于同一领域，存在“同行相护”或“不敢得罪人”的心态。即便发现问题，也倾向于“内部处理、低调解决”。

第三，缺乏独立调查机制。 绝大多数高校没有独立的科研诚信调查机构，调查组由校方临时组建，成员多为“自己人”。这种“自查自纠”模式，本质上是在让“内部人”查“内部人”。

结果就是：除非证据确凿到无法抵赖，或者舆论压力铺天盖地，否则绝大多数造假都会被“内部消化”。耿同学的视频，恰恰打破了这种“内部消化”的黑箱。

第四层：剥开评价体系——“唯论文、唯帽子”是造假的总根源

如果说前几层是“症状”，那么评价体系就是“病灶”。

为什么有人愿意铤而走险论文造假？因为收益太高、风险太低。

· 杰青、长江学者等“帽子”直接绑定项目经费、职称晋升、学术地位。一个“长江”头衔，意味着每年数百万的科研经费、优先的招生名额、以及“学术权威”的身份加持。在一轮轮“申报—答辩—公示”的竞争中，论文是硬通货。没有顶刊论文，一切免谈。· “破四唯”喊了多年，但基层执行中，“唯论文”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因为“代表作制度”的推行，让几篇顶刊论文变得更加关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教师直言：“现在评职称，不看你有多少篇，而看你有几篇《Nature》《Science》。”这无形中放大了造假的诱惑。· 查处造假的风险相对可控。过去十年，国内高校爆出的论文造假案例中，绝大多数当事人只是“撤稿”“内部警告”“取消项目申报资格一年”，很少有人被彻底开除出学术圈。相比于造假的收益，这点代价几乎是“毛毛雨”。

魔鬼细节之三：当“造假成本”远低于“不造假的机会成本”，理性人就会选择造假。

第五层：剥开民间监督——为什么是“耿同学”而不是“学术共同体”？

这起事件中最具讽刺意味的画面是：揪出三所高校顶级学者造假的，不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稽查人员，不是高校的学术委员会，而是一个做科普视频的博主。

耿同学的做法并不复杂：他去下载论文原文，逐行比对数据，用图像软件检查图片，用常识判断概率。这些工作，任何一个研究生都能做。但为什么是“外部人”做了“内部人”该做的事？

因为学术共同体内缺乏“吹哨人”的激励机制和保护机制。在圈子文化主导下，谁站出来揭露同行，谁就可能被孤立、被排挤、甚至被报复。而科普博主没有这些顾虑——他不依赖学术圈的评价体系，不靠发论文吃饭，他的流量来自观众的信任，而不是同行的认可。

这不是耿同学一个人的“勇敢”，而是整个学术监督体系的“失职”。

魔鬼拼图的最后一块：出路在哪里？

把这五层剥开，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第一，前置审查必须实质性升级。 建议所有投稿论文强制要求提供原始数据、原始图片、分析代码，并存档备查。期刊应建立独立的“数据核查”岗位，对可疑数据进行技术筛查。

第二，举报通道必须独立且畅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教育部应设立独立的科研诚信举报平台，接受匿名举报，并对举报人提供法律保护。高校应剥离学术委员会的“自查自纠”职能，建立独立的外部调查机制。

第三，责任追溯必须落实到人。 不仅仅是撤稿、道歉了事，而是对造假者实施“终身禁赛”——追回项目经费、撤销学术头衔、禁止申报项目、通报批评。同时，论文署名作者应承担连带责任，“不负责的挂名”也要付出代价。

第四，评价体系必须真“破”真“立”。 不再以“顶刊论文数量”为唯一标尺，而是综合考量研究的创新性、可重复性、社会价值。让那些愿意坐冷板凳、做真学问的人得到尊重，而不是让包装论文的“学术明星”霸占资源。

不能让“耿同学”成为学术界的“清洁工”。

感谢耿同学这样的“赛博啄木鸟”，但这不是我们应该感谢的。学术共同体的自我净化能力，不应该外包给一个做科普视频的博主。

当造假者连数据列末尾都懒得编得随机一点，当PS痕迹连肉眼都能看穿，当举报者只能来自学术圈之外的“民间监督”——这不是几个人的道德滑坡，而是一个系统的溃烂。

我们需要的不是下一次“耿同学”式的孤勇，而是一套让造假者无处遁形的制度铁笼。否则，今天被揪出的是长江学者，明天可能是未来的诺奖得主；今天丢脸的是三所高校，明天可能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声誉。

别等下一个博主来替学界清理门户。那道门，本该由学术圈自己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