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辞去广西军区司令职务，主动向组织推荐昔日部下，他认为李天佑能够胜任这一重任！
1951年冬末，广西大瑶山的夜色被稀疏的篝火映亮，巡逻哨兵几乎脚不离枪。就在这样的氛围里，中央频繁来电催促剿匪进度，广西军区的会议室灯火彻夜不灭，张云逸的咳声也越来越重。复杂的山地、交错的民族成分和残存的桂系势力，让这片土地成为新中国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外界只看到匪患数字的起起落落，却少有人留意军区领导班子的压力。张云逸不仅要带兵，还要兼顾省委和省政府事务，身体每况愈下，那只陈旧的搪瓷茶缸里常年泡着中药。医生提醒过多次，他却总摆手：“先把山里的枪声停下来。”一旁的参谋只得苦笑。

剿匪并非简单的清剿，更像一次地方秩序的大整合。初期的“感化为主”政策在大瑶山撞了墙，山头密布，匪首熟悉民族习俗，一旦被击溃便散入村寨。到1951年春，中央决定改为“重点围歼”，张云逸照办，但他清楚：这场硬仗必须有一位对广西地形、民情和红军传统都熟到骨子里的指挥官。
此时，一个名字反复被提及——李天佑。1914年生于临桂县的他，16岁便跟着李明瑞起事，1929年百色起义时还是少年排长，一路打到湘江战役已是红五师师长。湘江阻击持续整整五天，他硬是顶住桂系三个师的冲锋，为中央红军北上撕开通道。有人评价，“湘江一役，把李天佑推上了将星之路”。

战后南方残余游击苦撑，他也跟着部队屡遭围剿。多年山林生活练就他对广西山川的本能嗅觉：风向、植被、村寨土司的立场，一眼辨明。1949年冬，桂系全面崩溃，他率部进入家乡，几乎不需地图便能圈定残敌藏身之处。正因如此，张云逸在一次碰面时随口试探：“广西该有人接棒，你怎么看？”李天佑的回答极淡，“秩序重要，人不重要”。
1952年3月14日，张云逸向中央写信，请求解除广西军区司令员职务。在信末，他只写了十二个字：“广西剿匪未毕，李天佑可负全责。”毛泽东很快批示同意。一个月后，军区礼堂简短的交接仪式上，张云逸声音沙哑，“我看李天佑行”，台下掌声并不嘹亮，却干脆有力。

李天佑就位后的第一件事，是把“散、小、慢”的部队编成若干尖刀连，用当地壮族战士领路，对匪洞、对山寨，日日夜袭。五月底，山口枪声渐稀，统计表显示匪患锐减八成。罗瑞卿来广西检查时直言：“这样的进度，放在全国也排得上号。”然而，拼命换来的代价不止于弹药消耗。
1960年体检，医生在李天佑的病历本上写下“急性肾炎”四个字，他却继续往返南北。夫人杜启远急了，“再这样，命都搭进去！”他淡淡看着病历本，“兵还在山里转，我怎能躺床上？”罗瑞卿干脆发电命令：“限期休养！”可不到三天，他又出现在作战会上，用棍子敲着地图，声音嘶哑却掷地有声。

身体终究不是钢铁。1969年底，肾衰、肺水肿、心律失常同时出现，出诊专家直言“务必停止一切公务”。1970年初，他写下一纸报告，请求离职疗养。9月27日清晨，病榻靠窗，他执意让护士拉开窗帘，看着北京初秋的天空，轻声叮嘱：“药别全用完，带回去，多给战友留点。”56岁的生命至此戛然而止。
广西的山林逐渐安静下来，部队番号也多次整编更新。老兵们回忆当年的司令，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他认得每一条山沟，也认得每一声枪响。”对于张云逸当年那句“我看李天佑行”，不少人至今点头。战场上拼出来的指挥艺术，地方自治中积攒的人心分量，加上对故土山河的熟稔，的确让这位红七军老兵成为广西转型岁月里最适合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