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决定周纯全任职引发多方反对，徐向前直言自己并非心胸狭隘，你怎么看？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灯火明亮，授衔典礼刚结束，元帅们陆续步下台阶。徐向前的肩章第一次闪着金色光芒，他在人群里瞥见周纯全，两人只是点头，没寒暄一句。
那短暂一瞥却勾起旧事。二十三年前，鄂豫皖北部山谷里，枪声与口号此起彼伏。红四方面军刚成形，周做政工，徐管指挥，一个鼓劲，一个打仗，配合默契。川陕边那几仗之所以打得顺手，离不开他们一文一武的搭档。

局面在1932年夏天急转直下。张国焘主持的肃反风声鹤唳，批斗名单一页页印出。周纯全在文件上签字，徐向前外出指挥作战，等赶回，妻子程训宣已被关进简陋土牢。深夜里，传来步枪三声闷响，连同几百名“嫌疑分子”的名字，一并沉入密林。
周说过一句话：“文件已经下达，我也无可奈何。”徐向前只是沉默。那一夜的裂痕，被岁月掩埋，却从未愈合。随军北上陕北后，战事频仍，二人相互避让，却仍得同桌吃饭，同图作战。大局在前，个人恩怨被迫冷藏。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将至，中央决定系统整理各路红军战史。1959年春，军委拟组建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主任非徐向前莫属，副主任候选的名字里赫然印着周纯全。名单传开，会场立刻热闹。
“不能让他来！”有人压低嗓子，情绪激动。另有人提醒：“资料大多在他手里。”会场空气几乎凝固。徐向前放下茶杯：“不是讲恩怨，是讲史实。”一句话，反对声逐渐低了下去。中央文件随即下发，任命生效。

工作展开后才发现难度超出想象。许多战斗电报散落各地，周纯全扛着一只旧木箱赶到办公室，里面全是发黄的原件。年轻军史员小声嘀咕：“这箱子可值老命。”周摆手：“东西给组织，省得以后谁都说不清。”
资料对勘时，最刺眼的仍是1932年的那数页肃反记录。草稿上先后被涂改三次，字迹各异。徐向前在旁注上一行小字：应保留原貌，让后来人自己判断真伪。周只垂首站着，没有异议。

三年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印行。肃反章节未删一字，也未多加评语，只罗列事实与阵亡名单。许多老战士读到这部分，默默掩卷。有意思的是，书最后一页致谢，第一位署名便是周纯全。
1975年深秋，周病逝北京军区总医院。消息传到西山疗养院，徐向前沉默许久，对值班员说：“把那本战史放到他的遗像前吧。”值班员答“是”，轻手翻开书本，停在那页肃反名单，纸张已被岁月熏成淡茶色，却仍能分辨每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