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后来主动申请重新回到党内工作，为何终究未能成功实现愿望呢？
1937年7月，卢沟桥附近的枪声划破华北夜空，第二次国内统一战线就此成形。大后方的报纸上连日刊登共产党关于抗战的主张，也刊登了一个年近花甲的名字——陈独秀。外界议论纷纷：这位曾在上海法租界创办《新青年》的老人，会不会借民族危亡之际，再次与旧日旗帜握手言和？
若把时间拨回到二十多年前，中国革命尚在摸索道路。陈独秀和李大钊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带进课堂与报纸，他本人还在1921年主持召开中共一大。然而时局多变，北伐、中山舰事件、四·一二政变以及共产国际的频频介入，让这位倔强的老知识分子与党内主流渐行渐远。1929年底，他被正式开除出党，此后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身份的转折，使他在左翼阵营里既显得突兀，又难以割舍旧情。

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三个月，陈独秀携妻潘兰珍辗转抵达武汉。罗汉替他联络中共南京办事处，希望重新贡献一份力量。延安方面收到信息后，并未关门拒人。经过反复磋商，条件被概括成三条：其一，公开声明与托派划清界限；其二，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三，用实际行动支持党的路线。董必武和包惠僧先后赶到汉口，一次次面谈。“老陈，只要你写个说明，大家依旧是同志。”包惠僧诚恳相劝。陈独秀沉默良久，只回了一句：“口说无凭？”他愿意做事，却不愿在纸上写下“认罪”的字句，这成了谈判的槛。
拒绝书面检讨背后，是陈独秀一以贯之的观念：政治分歧本该留给理论辩论，而非道德审判。他曾说过，思想可以讨论，笔可以折断，灵魂不可出卖。这种知识分子的傲气，在枪林弹雨的年代显得格格不入。党内高层面对全民族抗战的合围，急需迅速整合指挥体系，任何可能牵动内部团结的悬案都被视为隐患。

11月底，王明回到延安。他肩负共产国际代表使命，带来莫斯科甫结束的“反托派”运动经验。几天后，《解放》杂志刊出长文，点名批判托洛茨基在中国的影响，文章虽未直接署名，却把矛头清晰地对准了陈独秀。12月间的“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强调必须“彻底肃清托派残余”，康生随后撰文，把陈独秀与敌后情报网并列指责。有人在会后嘀咕：“这顶帽子太大，看他如何戴得住。”这句闲话迅速传到武汉，让同情者一阵唏嘘。
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深刻改变了共产国际的语法——托派成了可与敌对势力画等号的标签。延安的新领导群体对这一套并不陌生。意识形态统一，是对外作战亦是对内凝聚的刚需。于是，先前对陈独秀回归的探讨，忽然被不断加码的批判声浪淹没。写检讨已不足够，必须彻底否定过去的立场，并在公开舆论中表忠。对于向来主张“思想自由”的陈独秀而言，这条路越走越窄。

武汉冬雨连绵，陈独秀在借住的小楼里写下回应，他否认“日本间谍”之说，也不认同托派即卖国的逻辑。稿件一旦寄出，几乎被所有进步报刊拒绝刊载。周恩来秘密来到江边码头，同他长谈。“眼下救亡要紧，别再公开交锋。”周恩来的语气平缓。陈独秀点头：“我可以沉默，但不会说违心的话。”两人相对无言，只剩江风呼啸。

此后，陈独秀像被抽离舞台的灯火，渐隐人群。蒋介石派人递过电报，请他出任文化机构顾问，被婉拒；流落西南的张国焘也希望联手重组“革命赤帜”，同样无功而返。江津小城成了他最后的驿站，残卷堆满桌案，药罐堆满床头，靠翻译费与朋友接济度日。1942年5月27日清晨，这位昔日“南陈”在微弱油灯下合上眼睛，终年63岁。桌上最后一页手稿写着：“历史自有公论。”
抗战烽火锻造出彼时中国最具凝聚力的政党，也锻造出最坚硬的纪律。在那样的时刻，个人的锋芒与党内的整齐划一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陈独秀没能踏回那条熟悉的小路，他的名字却始终与中共创立的篇章并列——既像荣耀，也像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