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周总理得了阿米巴肝脓疡，这病在当时的情况下，基本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在没有消毒的条件，邓颖超只能派人去雪山上取冰块，敷在他肝脏的位置上，硬生生地把炎症给压住了。后来，萧华将这段经历写进了《长征组歌》，首演时，周总理连去三个晚上，场场听得泪流满面。

信源：长征途中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历重病煎熬--周恩来纪念网--人民网

1935年夏天红军刚过毛儿盖，周恩来就一头栽倒在草地上。

连续高烧到40度，右侧肝部肿得老高，皮肤绷得发亮。

卫生员按疟疾治了几天，药吃完了也不见好。

红军卫生所所长李治和院长王斌赶来，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用那台老掉牙的显微镜反复检查，最后在大便样本里盯到了阿米巴原虫滋养体。

两个医生手都在抖，这不是普通疟疾，是阿米巴肝脓疡。

原虫正在周恩来的肝脏里啃噬，形成一个巨大的脓包。

唯一活路是立刻开刀排脓，可放眼草地，连消毒酒精都凑不齐，更别提无菌手术室。

贸然动刀，腹膜炎会瞬间要命。

医生们翻遍医书，找到百分之一的生机，用极寒物理降温配合特效药依米丁，硬生生逼着脓液穿透横结肠，顺着肠道排出来。

为了弄到冰块，几名警卫员抓起布袋，冒着草地毒气和狂风，朝60里外的岷山雪峰狂奔。

那是真正的生死时速，直到深夜两三点，冻得浑身发紫的战士才跌跌撞撞回来，布袋里的雪化了一半，剩下的冰块成了最后的希望。

守在木板床前的邓颖超，那时也身患重病，过草地第一天连人带马跌进沼泽，差点没命。

可看着昏迷不醒的丈夫，她把病痛全咽进肚子里。

昏暗的煤油灯下，她把冰雪装进毛巾，怕太冰刺激身体，先塞进自己怀里焐热一点，再小心翼翼敷在周恩来的肝区。

她翻开周恩来那件灰色羊毛背心，借着微光一只一只抓出170多只虱子，指甲盖全被染成鲜红色。

这170多只虱子，差点吸干他的血。

整整三天三夜，邓颖超和衣而卧，搪瓷缸揣在怀里随时暖着温水，只为周恩来干裂的嘴唇能沾上一滴水。

第三天傍晚，一直昏迷的周恩来突然喊肚子痛，紧接着排出半盆绿褐色的脓血便。

医生们激动得发抖，成了，那个致命的脓包终于穿透肠道排出来了。

可危机没完全解除，排脓后他的体温断崖式暴跌到35度，那是濒临死亡的信号。

邓颖超攥着体温计，盯着那冰冷的刻度，熬过了一天一夜。

直到第二天下午，水银柱缓缓回升，触诊肝脏已缩回正常大小，众人才松一口气。

这场长征路上最惊险的无刀手术，硬是把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周恩来刚睁眼，第一句话不是问自己怎样，而是问部队走到哪了，前线有什么急电。

接下来的行军里，那副简陋的担架变成了移动指挥部，他精神稍好就让邓颖超拿文件来批阅。

这段经历深深烙在萧华心里。

1964年他写《长征组歌》，写到过雪山草地时眼泪止不住。

他想起周总理躺在担架上还为部队操心，这种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成了组歌的灵魂。

作品首演时，周总理连去三个晚上，场场听得泪流满面。

很少有人知道，1935年那场病，其实埋下了更深远的伏笔。

1975年，医生在周恩来肠道里发现肿瘤，位置非常特殊。

他在给毛泽东的信里冷静写道，那里正好是40年前肝脓疡病穿肠成便治好的地方。

一场长征路上的死里逃生，在40年后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命运的闭环。

当年那道从肝脓疡穿孔愈合的旧伤疤，最终成了癌细胞的温床。

再看1935年11月7日那张瓦窑堡合影，周恩来和邓颖超瘦得脱了形。

外界总说那是长征太苦累的，真相远比辛苦残酷。

那不是普通的消瘦，是被濒死重病啃噬后身体挣扎的痕迹。

走出草地时他虚弱到站不起来，是陈赓、杨立三等人组成担架队，硬生生把他抬出死亡沼泽。

1953年杨立三去世，周恩来不顾劝阻亲自为其抬棺，这份情分是用命换来的。

拍完合影没多久，身体还没缓过来，他就骑马检阅部队，接着主持瓦窑堡会议，密会张学良推动抗日，又在劳山遭遇伏击差点送命。

历史这台机器从未给他修复身体的时间。

那张照片记录的不是艰苦的结束，而是一场用个人生命为燃料驱动民族命运齿轮的开始。

瘦脱形的背后，是一位领袖押上全部血肉之躯的孤注一掷。

长征路上那三天的冰敷与煎熬，透支的是未来几十年的健康本金，而他和她，早已做好了用一切去交换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