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由山东巡抚调任四川总督，这一职务变动究竟算升迁还是名义上的降职呢？
1876年腊月，北京的夜风透着刀子般的寒意，灯影之中，一道谕旨从军机处快马加鞭南下——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仍加兵部尚书衔。消息还没到济南，齐鲁大地的说书人已拍案惊呼：“好端端的巡抚，咋就赶去西蜀当差？”茶客附和：“这不是明升暗降吗？”街角卖糖葫芦的老汉却摇头：“你们懂什么，总督可是从一品！”
清朝的官阶像搭好了的梯子，踏错一阶都难往上爬。按例制，总督属于从一品，可挂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巡抚只是正二品，至多兼个兵部侍郎。换言之，从巡抚到总督，本就是标准晋级路径。乾隆年间定下“八督十五抚”，山、陕、豫三省历来无总督，一省一抚已是顶格，想再往上，只能换省升任总督。丁宝桢从济南府走向成都府，符合法典，并非权力缩水。

那为何偏有人觉得山东更吃香？原因无非两点：一是漕运繁荣时期，黄河、运河将鲁省赋税滚滚送往直隶，银钱可观；二是距离京畿只隔一湾渤海，皇上“抬脚就到”，监督严而机会多。然而光阴不同，局面早已改写。太平天国战争烧断大运河，朝廷被迫转向海运，山东在财政地图上瞬间暗淡一格；相反，西南的蜀道虽远，却守着长江上游，左扼川滇，右护秦陇，既是粮仓也是屏障。

更要命的是兵权重心大挪移。当年八旗驻防成都，对总督形成牵制；可太平天国之后，八旗军凋敝，新起的湘军、淮军握刀在手。曾国藩坐镇江宁调查“刺马案”时，江宁将军竟连门槛都不敢迈，正是这股新军压倒旧旗的缩影。四川同理，恒训挂名“成都将军”，麾下旗兵只剩空名册，人心早向新军。丁宝桢抵蜀后，用一句“军政要务，当权归督抚”定了调，彼此相安。短短半年，他裁冗兵、清饷册，旗营亦只能配合，“咱按规矩办事”——这是档案里留下的原话。

有意思的是，地方赋税之外，军需才是真正的分量。新疆、陕甘防线靠川粮支撑；雅砻江木材顺江而下，撑起轮船、洋炮的需求。丁宝桢到任第一件事，不是修衙门，而是翻出雍正年间的《川盐则例》，亲手批注：“盐法不清，军糈无源。”随后推出官卖盐票、严禁私垄断，两年间盐课银激增四成。紧接着，他又督修都江堰支渠，腾出数十万亩水田，用以供饷。治蜀先治水，这位贵州人深谙其道。
“老丁这人，眼里揉不得沙子。”一名同僚曾在信中感叹，“可巧，成都最怕的就是沙子堵渠。”说话间，丁宝桢已经把河工分成三段，逐段清淤，连夜督工。守旧衙役嘟囔着“费钱”，他拍桌：“今日不治，来年百姓喝西北风！”

主政九年，川中匪患偃旗息鼓，盐铁皆盈仓。光绪十二年，丁宝桢病逝成都，终年六十一。朝廷赐谥“文诚”，照例应就地入土，他却留有遗命，要还葬故乡贵州。当灵柩过山东潍县，百姓自发拦道痛哭，执意停灵三日，送行如潮。这一幕让旁观者明白：无论职位高低，功业自在人心；而那场看似诡谲的调动，不过是清廷制度与时代变局交织下的一次顺水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