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他正在仓库看守物资，却突然接到上级通知：有领导请你去北京授衔，你会怎么选？
1949年4月24日深夜，太原南郊的炮声渐弱，火光却把城墙映得通红。硝烟里，参战多年的苏鲁伏在弹坑边，右臂血流不止。军医扑过来，“团长，得马上截肢！”苏鲁强撑着回道：“缝好，我还得带人继续往前。”一句话，定下了他此后漫长岁月的身影——少一只手臂，却从未少过一分军人的锋芒。
战后不久，他被送到后方救治。昏迷间，总有青色山岭和稻田在眼前浮现，那是湖南浏阳老家，也是他梦想最初的起点。20世纪20年代，浏阳遍地白色恐怖，清一色黄泥坯墙的农舍里，青年们议论社会黑暗却苦无出路。王震偶然来到村中，翻山越岭串联，留下几本小册子和一句话——“穷人得自己救自己”。苏鲁听得血脉贲张，不久便跟随湘东游击队上了山。1927年冬，他在长沙一间杂货铺后院宣誓入党，从此把性命与红旗绑在一起。

游击年代的枪声并不比太原的轰鸣弱。1930年，红军扩编，年仅28岁的苏鲁当上营长。粮草短缺、药品见不到影，他却能在竹林密谷间灵活穿插，连夜奔袭，连战连捷。乡亲们背着柴刀来投，问他图什么好处，他笑着拍胸口：“图个把日本人、土豪全赶走！”这股不计生死的劲头，后来被带到千里之外的山西。
1937年，全面抗战拉开帷幕，中央决定向华北增派骨干。苏鲁受命南渡黄河，编入八路军一二〇师，名义上听阎锡山晋绥军统一指挥，实则肩负开辟敌后战场的重任。山西形势复杂，阎系、中央军、杂牌保安队鱼龙混杂，矛盾多得像太行山的沟沟坎坎。一次联席会议上，晋绥军一位旅长怒拍桌子：“你们共产党到底听不听指挥？”苏鲁把茶盅轻轻扣在桌面，“打日本才是头等大事，其他账以后算。”一席话让满屋子火药味消散，也为联合抗战争来转圜空间。

1940年百团大战爆发，苏鲁带着3个连昼伏夜出，围拢同蒲铁路沿线据点。15次冲锋，15次告捷，炸毁敌军碉楼二十余座。日军反击激烈，子弹如雨，他仍排在最前。有人问他凭什么总能活下来，他耸耸肩：“对着炮口冲，背后才看不见犹豫。”然而在太原城下，他终究付出了右臂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后，伤残让他离开一线。1951年，他被任命为军械部495仓库的库长，级别是正师，但肩上却空无一星。许多年轻军官不熟他的过往，只记得这位独臂老政委冬天顶着风雪，拄着拐杖在弹药堆间巡查，一箱一箱亲手点数。有人悄声议论，“老首长不服老吧？”他听见，也只是摆摆手：“枪炮不认人，差一颗也误事。”

1955年盛夏，军队第一次实行军衔制。那年7月，各兵种上报名单，绝大多数按照现职对应，后勤、地方单位往往排不到前列。军械部汇总名册时，苏鲁只在备注栏里被写了句“抗战、解放战争一级伤残”。中央军委审核到他的材料，发现这位老营长的战史与战功与一线将领相比并不逊色，只因身体缘故才退居二线。8月中旬，电话从北京打到山西。库房值班员满头汗水冲进办公室：“苏司令，有首长让您赴京，说是参加授衔。”苏鲁愣了片刻，“我一个看库的老兵，也轮得到？”
9月27日，怀仁堂灯火通明。授衔命令宣读到“苏鲁，少将”，掌声随即响起。队列里，他抬起唯一的左手行了个标准军礼。周恩来总理与他短暂交谈，“旧伤还疼吗？”“不疼，能再打仗。”两人都笑了，言语简短，却胜过千言。

授衔之后，苏鲁被调回山西省军区任副司令员，分管民兵与武器动员。为了不让民兵训练流于形式，他常骑着那辆老式摩托走村串寨，连半截袖筒都不肯多做一寸。乡亲见了直劝他多休息，他却回答，“胳膊掉了，肩膀还在。”
1975年，73岁的苏鲁离休，住回窑洞改建的小院。军区来人请他题字，他沉吟片刻，用左手写下“耕耘不辍”四个字，又补上一笔：“耕心亦然”。对过往战斗，他轻描淡写；对后辈，他只反复叮嘱一句——别忘了为什么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