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华国锋郑重宣布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前安排，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待下一次全会时予以追认，此消息一出，现场一片哗然！

在场的人并非不了解邓颖超的革命资历，只是没有人料到，这份任命的来历如此曲折，在正式落地之前，已经在一个抽屉里压了将近一年。

1919年，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天津街头，一个15岁的女学生正在向路人发表演讲，号召大家抵制日货、捐款支持爱国运动。

这个学生叫邓颖超，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同时参与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

同年9月，天津进步青年成立了"觉悟社"，发起人是周恩来，邓颖超以"逸豪"为社名加入，周恩来的社名是"伍豪"。

觉悟社共有成员二十人，男女各半，这在当时的中国极为少见，两人在此共同编辑社刊《觉悟》，一起参与组织工人罢工与学生请愿活动。

1920年，天津学生运动领袖相继被捕，觉悟社成员以公开绝食的方式声援，邓颖超也积极参与其中。同年，周恩来准备赴法勤工俭学，邓颖超前去送行，两人约定保持通信联系。

周恩来在欧洲从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邓颖超则留在天津，一边在小学任教，一边秘密承担党的地下工作任务。书信往来持续数年，1924年周恩来回国赴广州，邓颖超随即南下，1925年8月，两人在广州正式成婚，没有仪式，没有宴席，只是对身边的同志说了一声"我们结婚了"。

两人婚前有过约定，婚后各自保持独立的工作，不以夫妻身份互相依附，这一约定在此后数十年间始终被严格遵守，也成为周恩来日后多次拒绝为邓颖超安排职务的精神依据之一。

婚后邓颖超曾两度有孕，却都没能留住孩子。1927年大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在上海遭到搜捕，邓颖超当时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并怀有身孕，组织判断一旦生育极有可能暴露身份、危及任务，邓颖超只能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接受了手术，此后落下严重后遗症，终身未能再顺利生育。

长征出发前夕，邓颖超再度有孕，孩子出生不久便夭折，邓颖超甚至没有时间悲痛，就被抬上担架跟上了出发的队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邓颖超是三十余名随军长征女性之一。出发时邓颖超已患有严重肺结核，高烧持续，咯血不止，几乎全程靠担架行进，两万五千里，翻越雪山，穿越草地，邓颖超最终随部队抵达陕北，没有掉队。

建国之后，以邓颖超的革命资历进入权力核心本是顺理成章，偏偏每次机会来临，都被周恩来以"避嫌"为由拦了下来。

工资评级时，邓颖超自报四级，周恩来亲手改成了五级；国庆观礼名单上有邓颖超的名字，周恩来提笔就划掉了。

对于这些被拦下的机会，外界有人替邓颖超感到委屈，邓颖超的回应始终很平静，大意是：周恩来并非不关心，只是担心夫妻二人的身份引发非议，影响党的形象。

1975年，毛主席亲笔批示同意邓颖超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文件送到西花厅，周恩来当时病情已重，接到手令后反复翻看，最终没有往下传，将其锁进了抽屉最深处。

197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逝世，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在抽屉深处翻出了那份手令，纸页已经泛黄，毛主席的字迹依然清晰完整。华国锋听完汇报，当场决定按手令落实，这才有了当年11月会场上的那一声宣布。

掌声响起，73岁的邓颖超站起身，朝台下深深鞠了一躬，说了一句："这是工作需要，我服从安排。"

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完成全部法律程序，邓颖超正式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此后邓颖超全力投入工作，文件、会议、外宾接待几乎排满了每一天，身边工作人员总结为"三多"，邓颖超把被耽误许久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

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79岁的邓颖超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迄今唯一担任此职的女性。

任期内，邓颖超多次就两岸问题公开表态，呼吁台湾当局以民族大局为重，相关讲话均刊载于《人民日报》及政协工作简报，就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问题，邓颖超也在政协会议上多次发言，推动相关政策讨论。

1988年届满卸任，邓颖超婉拒了此后所有新职邀请，说的是："让年轻人上，老人不要占位子。"


参考资料：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历史（邓颖超生平及革命事迹）

新华网·人物专题（邓颖超相关报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官网（历届全国政协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