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最难的不是3万打40万，也不是指挥层的想象力，而是在前途未卜、人心浮动之时，统一全军思想，说服大家跟着走。

遵义会议后，鉴于李德、博古独断专行导致红军遭受严重损失的教训，中央确立了集体领导与民主决策机制。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和计划，都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做出决定。

这套机制确实杜绝了个人独断瞎指挥，但弊端也随之显现：参加扩大会议的一些领导并非军事干部出身，对军事问题理解不足，会议时常因为各方看法不一致，反复争论，贻误战机。

更麻烦的是，作为四渡赤水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的毛泽东，当时刚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的分工中，只是“帮助者”，尚未拥有后来统筹全局的最终决策权，军事指挥能力备受质疑。

如遵义会议期间，何凯丰当众对挖苦毛泽东："别人都说你老毛打仗行，我说你不行，你只不过是按靠两本书打仗，一本《三国演义》，一本《孙子兵法》。”

一渡赤水前，博古也因为土城战役阴阳怪气，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成。 ”

可以想象，当时组织内部的舆论和毛泽东的压力。这种压力在二渡赤水后达到了顶峰。

1935年3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讨论红一军团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20多人参会，只有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毛泽东以辞职为代价据理力争，得到的回应却是："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会议表决的结果：毛泽东只得到自己的一票，还被免去了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

换做是一般人，多半就撂挑子不管了，毕竟少数服从多数，自己已经尽力，等着他们被打脸就好了。

但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是他能为了解决问题，放下一切东西。包括面子。

毛泽东不忍组织全军覆没，于是连夜找周恩来做工作。

据周总理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半夜提着马灯到我那里来，叫我暂时晚发命令，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

随后，毛泽东又请来朱德一起商议。

就在这个关头，事情出现转机，军委二局破译敌军电报，得知黔军一个旅和滇军三个旅正向打鼓新场靠近。

敌人增兵，意味着发起打鼓新场战役，中央红军有被全歼的危险。

面对突发情况，第二天的会议，大家改变看法，重新投票，取消打鼓新场作战计划，并恢复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

洛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毛，看来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啊。”

现在常有人讲，四渡赤水的胜利是隐蔽战线的同志立了大功。

然而情报有真有假，如果决策者没有分析情报、运用情报的能力，没有团结同志、说服大家听从调度的能力。就算地图开挂也没用。

1935年3月11日，针对“民主表决误判战机”的教训，中央在黔北苟坝村举行会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周恩来任团长，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委托三人团对军事全权负责”的全新决策指挥机制。这才有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直插云南，兵临昆明，巧渡金沙江等一系列精彩至极的神操作。

按理说，此时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威信应该更高，号令三军不成问题。可实际情况却是前线指战员对西一下，东一下，放着大路不走，非要走弯路的指挥方式极度不满，存在怨气和不理解的情绪。

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精妙谋略，都是后世复盘才层层看透、愈发叹服的军事神作。而身处战局当下，很多战士看不到全盘布局，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纷纷发牢骚：“光是转圈，走到哪是一站？”、“只走路不打仗，队伍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

一些军团级指挥员也跟不上的毛泽东的思路，林彪就很不满，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

林彪还写信要求撤换领导层，让彭德怀指挥。

部队出现的思想问题，让中央意识到必须要解决。于是就有了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的会理会议。

会上，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发言，批评林彪“走了弓背”和要求撤换军事指挥的错误意见，并决定立即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由此可见，四渡赤水的指挥艺术，不只体现在运筹帷幄调动敌军、把控战局走向，还需要说服几万人"为什么要这样走"。

几十年后，当被女儿问及在长征中做了什么时，邓公淡然道出三个字：“跟着走”。

这个回答十分准确，事实上长征的根本特征就是跟着走——跟着一个人走。

起初大家对这位重新执掌军事指挥的领导人尚存疑虑与不解，后来大家都选择主动追随，不是机械的执行，而是心悦诚服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