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发坤牺牲已经28年，妻子为扫墓不得不贷款，她含泪告慰：我带着咱儿子来看你了！
1968年腊月，晨雾裹着乌蒙山，22岁的王发坤在村口的晒谷场上系紧绑腿。母亲递来一只缝好的布挎包，小声嘱咐：“孩子，到了部队要听指挥。”李金花站在一旁，没说话，只把一枝刚折下的桃花塞进他的军装衣袋。那时，他们还没正式成亲，只约定一句：“等我穿军装回来娶你。”
在贵州乡下，能穿上绿色军装，是许多青年最大的憧憬。对王发坤来说，这件事还有另一层意义——父亲早逝，家里欠着东拼西凑的旧账，他想让母亲过上松快日子。部队大练兵的热潮席卷全国，他踮起脚尖摸过村口的征兵报名册，从此把自己交给了山外的营房。
高原驻训的日子艰苦，炊事班的咸菜汤喝得战友们直咂舌，可王发坤却爱用家乡带来的辣椒狠狠蘸上一把。几个月下来，他的身体和意志都被训练得像松木一样硬。排里来了位新兵罗顺良，晚上磨枪时总把枪油涂得到处都是。王发坤笑着抢过枪，“小罗，看哥哥的。”说完三两下擦得锃亮，转身又把自家藏着的油布递过去，“别怕用，省不得。”

1974年探亲假，他回村和李金花办了场只有八桌酒的婚礼。木桌拼成的礼台上没有鲜花，只有几瓣从山上采来的杜鹃。新娘一件旧蓝布褂，脚上却穿着她赶集时才舍得换的新布鞋，两人敬了全村的酒，新生活就此启程。婚后不久，第一个儿子降生，取名“卫国”，寄托着对父亲职业的崇敬。
1978年，部队里传出“转业指标落到营里”的风声，副连长王发坤被列入名单。母亲听见这个好消息，偷偷在屋后空地翻土，说要多种几亩油菜，儿子回来也能添把力气。谁也没想到，命运在一条遥远边境线上拐了弯。
1979年2月，中越边境紧张。连队接到命令，拔除周登251高地主阵地。战前动员会上，团参谋长摊开地图，指着交叉火力圈沉声道：“这条山脊，我们必须拿下。”王发坤闷声点头，他知道攻势的艰险，却更清楚职责。

战斗打到正午，山顶雾气被爆炸冲散，碎石雨点般砸下来。新兵罗顺良的头盔被震飞，一时愣在弹坑边。王发坤冲过去，把他扑倒在地。一发迫击炮弹在他们背后炸开，空气像被利斧劈开。罗顺良后来回忆：“排长把我压在身下，只说了一句‘趴下’。”再抬头时，王发坤已倒在尘土里，钢盔上嵌着裂口，他的手还按在罗顺良肩膀上。
战役结束后，部队统计牺牲数字，33岁的王发坤被记二等功。公函送到贵州威宁那天，乡党委书记进门时，李金花刚从水缸里提起一桶井水。她读完通知，水桶滑落，木盖滚到门槛外。婆婆低声问：“啥事？”李金花说不出话，只摇头。
更沉重的，是一本记账簿。王发坤调防前，为修危房借了2000元，这是全家三年的收入。此后，每到年底，债主要钱，李金花就挑着板车去赶集，卖土豆、卖辣椒。她常在心里默念：只要把债还完，就带孩子去看看你。

还清欠款是1990年的事，那年粮站收购价上涨，家里一季马铃薯得了好价，她把最后170元递给债主，心里却空落。孩子渐渐长大，学费、吃穿都要钱；婆婆年迈，进医院得垫付；她自己在山坡收割时扭伤脚，只能靠拐杖挪步。有人劝她改嫁，她只是摆手：“他不在，我守着就是了。”
2007年清明节，她终于踏上去云南麻栗坡的长途汽车。路费、住宿费、花圈加起来远超积蓄，只能向信用社贷了1000元。当晚住在县城招待所，小儿子兴奋地问：“妈，爸是不是就睡在山那边？”她看着窗外昏黄灯火，轻轻“嗯”了一声。

第二天抵达烈士陵园，山风掀起一片片松涛。李金花从布袋取出那枝早已干褐的桃枝——她守了三十年的念想。怕它碎，她小心放在墓碑前，然后拉着两个儿子跪下：“你放心，我把他们带来了。” 话音刚落，大儿子捧着军帽向前一步，轻放在碑前，说：“爸，我想接你的班。” 李金花抹了抹泪，没有阻拦，只轻声答：“听自己的心。”
那以后，地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帮她家盖了两间砖瓦房，志愿者时常送来米油。可她最看重的，是每年六月能收到连队寄来的王发坤生日前慰问电，“部队没忘，咱家也不孤单。”她总这么说。
王发坤的孙子今年也参军入伍。临走前，少年在堂屋对着祖父遗像敬礼：“爷爷，我去看看你没走完的路。”李金花转身去灶房添柴，火光映着她鬓边的白发。一场战事带走了家里的顶梁柱，也留下了另一种坚定。岁月漫长，可那一支被压在墓碑下的桃枝，早已在她心里重新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