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大会，看到灵堂上的一副挽联后，关切地询问身边人是谁写的？
1957年秋，北京故宫的乾清宫里正举行一场明清书画珍品展。午后的人群渐散，满身戎装的陈毅突然折返展厅，一个身材清癯的中年人正端详宋拓《秾芳诗帖》。陈毅走上前，拍拍他的肩：“张先生，您怎么看这帖？”对方抬头一笑：“晋人风骨，后世难觅。”自此，两人以书画结缘，元帅与藏家的对话成为多年交情的开端。
陈毅对文化向来上心。解放上海后，他三令五申“无损文物半砖一瓦”，让不少行将南迁的古籍、碑刻得以存留；在成都主政那几年，他坚持恢复杜甫草堂、武侯祠。这份兼顾枪炮与翰墨的气度，令张伯驹敬佩非常。张的另一重身份是收藏家，偏偏出身旧官宦，时局风急，他却把家藏国宝捐给国家，常说：“古物不应随家族沉浮。”那口吻，连陈毅都拍着大腿称快。

风云易变。1958年，张伯驹被停职离京，生活无着。陈毅闻讯，几经周折，把老友安置至吉林省文史馆。临别时，元帅提笔写下八个字：“北国清寒，慎护文心。”张伯驹紧握他的手，只说一句：“他日必报。”这一去，竟成了相隔千里的十余年。
时间推到1971年深秋，张伯驹病倒在北京的小屋，医药费已成难题。有人劝他再去求陈毅，他摇头：“老陈自身都在病榻，怎好再添烦扰？”年底，他托夫人寄去一纸平安书，只寥寥数语：“弟复展不能，然心灯犹在。”信刚寄出，1个月后，陈毅病危的消息便传遍京城。
1972年1月10日，八宝山追悼大厅气氛凝重。参礼名单限定五百人，多数文化界友人未能入内，却有一副墨迹分外醒目：上款“望重斯文”，下款“情深海岳”。落款两字遒劲——“伯驹”。就在所有人以为这只是无名收藏家对故人的哀思时，忽听身后低沉一声：“这是谁写的？”话音不高，却让周围瞬间肃静。

工作人员一愣，回道：“主席，是张伯驹先生。”毛泽东眯眼细看，片刻后点了点头，吩咐身边人：“老张近况如何？务必问清。”张茜在一旁补充：“他病了，生活困难。”毛泽东没有多言，只把挽联端详良久，转身缓步入灵堂。
几小时后，中南海西花厅灯火通明。周恩来听完指示，立即联系中央文史研究馆，为张伯驹恢复职务，并安排北医三院专门病房。第二天一早，工作人员敲开那间狭小的胡同小屋。“周总理让我来接您。”话音落地，老人抬起泛白的眼，半晌才缓缓合掌：“多谢国家，还记得我。”

张伯驹迁入医院的当天，随身只带两只旧皮箱，一箱医书，一箱字画。护士帮他整理时发现，最上面那幅竟是刚写完的挽联草稿，墨迹未干。她好奇问：“老先生，这字要不要裱起来？”他摇头：“留给后人临帖吧。”
在随后的十年里，他坐在中央文史馆的藏书室里，用颤巍的手为国家鉴定书画、整理文献。那期间，他先后把手中所余的晋唐法书、元明珍卷全部转交故宫，只留下几方印章做纪念。有人不解，他只是淡淡一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苦让后人担惊受怕。”

1982年2月的一个清晨，84岁的张伯驹在病房里合上眼帘。他的遗物中，除了那两只皮箱，还有当年陈毅写于吉林的八字箴言。几天后，追悼会简朴而静穆，花圈上出现了熟悉的名字：叶剑英、邓颖超、王震……厅中央，一副新挽联格外素净：“一片丹心，万卷古香。”来自人民大会堂的签名，是周恩来生前写给他的最后祝词。
回望这段往事，陈毅与张伯驹的交往证明：在那个激荡年代，文化与政治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元帅的一纸关怀，主席的一声询问，总理的一道批示，让一个风雨飘摇的民国遗老得以在国家的屋檐下守住文脉。而他用尽一生收集、捐献的那些稀世珍品，又悄悄替这段友谊留存了永恒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