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偶然得知王范被连续降级十级，当场发怒表示绝不能随意处理干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949年3月25日清晨，北平城门尚未完全开启，负责警戒的队伍已在东长安街两侧就位。队尾处，一个中等身材的干部细致地盯着每条支路，他反复叮嘱：“枪口抬高三寸，别惊着路人。”那人叫王范，进京前夜，他只睡了三小时——新政府的安全，不能出一点纰漏。
王范懂得城防的重要，并非一日之功。20年前，他在上海法租界当过巡捕，白天穿制服，夜里给地下党送情报。1932年被捕，他在提篮桥里咬牙挨过半年，硬是没让对手撬开嘴。出狱后，他转入苏区，再辗转延安，以警卫身分参加保卫处工作。延安时期敌特活动频繁，他带人摸黑排查，仅半年就揪出五十余名潜伏者，捞回一批密码本。李克农评价他：“鼻子灵，心还细。”

抗战胜利后，王范奉调华北。北平和平解放时，他被任命为安全总协调。首都接管那天，周围居民只记得解放军列队整齐，却少有人知道城墙脚下布满暗哨。王范带队连续奋战四十八小时，人被汗水湿透，袖口都能拧水，但没有出现一起爆炸事件。进城后的那次庆功宴，厨师、配菜员、洗碗工全经他查过底细，连立在角落里的大花瓶也被掏空检查，可他从未在人前夸口一句。
1955年，组织把王范调回上海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彼时全国掀起“有反必肃”热潮，他却时时提醒下属：“抓错一个，就是留个仇。”一年里，他纠正了多起因口供不清而仓促定罪的案件。有人说他“心太软”，他只回一句：“法端正，民才服。”那句带着上海口音的话，传到几家报社，引来褒贬不一。
风向在1958年突变。一次会议上，有人指责检察院“思想游移”，点名批评王范不够“坚决”。几纸报告层层上送，最终变成“立场不稳”“包庇嫌犯”。短短数周，他被拔下检察长肩章，档案里连降十级，转去郊区公社当党委副书记。乡亲们不明所以，只见这位城里来的干部和他们同吃苞谷，同排污水沟，依旧抹不开那副笑脸。

同年秋，中央办公厅整理干部名册时，一个熟悉的名字让毛泽东停笔。工作人员汇报情况后，毛主席皱眉良久，说道：“此人多年打江山立过功，怎么一夜之间成了问题？派人查！”调查不到两周，原先那摞举报信漏洞百出，组织决定改派王范去闵行区任区长。调令送达时，王范只是长叹：“这回总算能干点事。”
然而，环境并未随职务改变而平静。三年困难时期，他号召干部下厂、下乡，但对强行摊派口粮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再次被视作“思想负担过重”。1962年，他被调离上海，赴江苏省体委当主任——职务听上去风光，实则远离一线权责。好友曾劝他“熬过这阵子就好”。他苦笑回答：“我在地下熬过青帮的刀子，也熬过敌人的夹棍，可有些事，比刀子还钝得慌。”

进入1966年，政治气氛愈发紧张，“老保卫”“老检察”成了敏感标签。王范被隔离审查，反复交代所谓“包庇特务”的来龙去脉。深夜里，他在纸上写满交叉问题的答案，又被告知“交代不彻底”。体弱多病的妻子探视无门，子女四散，他愈发沉默。
1967年1月初，一位老友被批准去看望他。短暂相聚时，王范递上一页纸条：“这事说不清，我只能对得起自己。”好友劝他再坚持，王范却摇头：“人活着要有理，没理就难受。”两天后，他在南京的招待所里结束了生命，终年62岁。

消息传回京城，几位老同事唏嘘不已。资料显示，王范在党内整整41年，其中三分之二的时光与敌人周旋。昔日同袍回忆，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还是那句话——“抓错一个，也算我失职”。遗憾的是，在巨大的历史浪潮中，这样的谨慎与仁心并不足以为他撑起最后的避风港。
晚些年，中央批准为王范平反，认定此前的处分和指控均不成立。新一代保卫和检察干部在学习材料里读到他的事迹，许多人感慨：规矩与担当若失衡，个人与时代都会付出代价。王范的名字，便这样留在了档案室，也留在了那些见证者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