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其贵的委屈！

180师之败，相比王近山与韦杰，师长郑其贵并没多大错。确切讲，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只是没有力挽狂澜罢了。

一八〇师的败仗，后来总爱绕回郑其贵。
谁让他是师长，谁让队伍是在他任上被打散的。事情一久，复杂处反倒被抹平了，好像只要把名字钉在郑其贵身上，七千余人的减员就算有了交代。

一九五一年五月，朝鲜战局骤然拧紧。
第五次战役后段，敌军反扑来得又急又狠，坦克、炮兵、飞机齐头压上，志愿军部队转入北移整顿时，许多环节已经显出吃力。第三兵团第六十军第一八〇师，正是在这道缝里被推向险地。全师入朝时一万一千余人，战后只剩不到四千，减员七千余人，差不多折去三分之二。

这样的损失，放在哪支部队身上，都是扎心的一笔。

第六十军当时名义上有三个师，可真到火烧眉毛的时候，韦杰手里能直接调动的，只剩第一八〇师。另两个师被临时抽走，军一级的回旋余地一下小了许多。更麻烦的是，第一八〇师左右两翼的友军先后撤离，侧后方露了口子，原本还能相互照应的阵形，转眼变得单薄。

部队被夹在命令、敌情、退路三股力中间，稍一迟疑，局面就会急转直下。

郑其贵不是没见过阵仗的人。
安徽金寨苦出身，十五岁参加赤卫队，后来进入红军序列，从普通战士一步步干起，班长、排长、连长、师部参谋，都做过。鄂豫皖苏区作战时，他负过重伤，伤愈后在医院政治系统工作，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组织科长、政治处主任、红九军医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里，他既管过政治工作，也带过部队。把他讲成只会照本宣科的人，失之粗暴。

可第五次战役时，他的确处在一个不太顺手的位置上。
郑其贵刚从政治主官转任军事主官，服从组织、执行命令，在他心里压得很重。
当时第一八〇师粮弹紧张，部队正在有序北撤，军里却转来第三兵团命令，要他们停止后撤，继续担任阻击。师里一些中层以上干部觉得，再顶下去，怕要把整支队伍拖进死地，主张趁敌军合围尚未彻底封死，抓紧撤出去。

郑其贵没有采纳，转而命令部队抢占阵地，重新布防。

这一步，是他的失误，也是后来所有批评里最站得住脚的一条。战场上，命令固然重要，眼前的险情也不能装作没看见。

第一八〇师已经缺粮少弹，退路又在收窄，继续停留，代价很可能越来越大。
郑其贵没能在这时把判断顶上去，没有从“必须执行”里硬拧出一点机动余地，结果错过了更有利的北撤时机。
这个责任，他推不掉。

可话说回来，他接到的并不是一道普通命令，而是从上级层层压下来的战役安排。
志愿军司令部的撤退部署，本就存在疏漏；第三兵团随后的指挥，又没有及时把新情况理顺；第六十军兵力被拆散，手里缺少接应和填缝的余量。
等险情真正砸到第一八〇师头上时，郑其贵面对的不是一盘完整棋，而是几块已经错位的残局。

师长可以补洞，却不可能把整条指挥链重新接好。

鹰峰突围失败后，他又被抓住一条把柄。
那时部队建制已乱，队伍被切割得七零八落，他没有第一时间下达分散突围的决定，稍有迟滞。后来有人拿配属作战的第三十八军炮兵连完整突围作比，认定第一八〇师损失如此严重，郑其贵难辞其咎。

有些败仗，追责时最怕图省事。
上面一层层的误判，被揉成一句“下面执行不好”；下面的人被推到风口，反而像替整条链子把账结了。第一八〇师这件事，恰恰不能这么看。
郑其贵有缺口，但那不是吞掉全师的唯一裂缝。
真正压垮局面的，是多个环节同时失手，谁都没有在最紧要处把方向拽回来。这才是最难看的地方。

战后总结会上，郑其贵承受了极重的压力。
批评得很严厉，其他高级将领也接着发言，他没有争辩，只是低头落泪。

那场会，几乎成了他一生里最沉的一块石头。
可后来的处理，又透露出另一层意思。他只是离开师长岗位，调离军事指挥序列，行政待遇有所下降。

真若责任全在他身上，不会是这样的收场。
王近山、韦杰所在的位置，本就比郑其贵更接近全局。
兵团怎么判断敌情，军一级怎样留出接应，左右部队怎样衔接，撤离节点怎样拿捏，这些都不是师长一个人能拍板的事。

韦杰后来同样受到处分，却很快重新起用，一九五五年授中将；王近山也是中将。

郑其贵同年只授上校，命运的分量，轻重立刻显出来。谁更靠近决策，谁后来走得更稳，这种对照，很难不让人心里发涩。

回国后，郑其贵去了吉林省军区系统，先任白城军分区副司令员，几年后升任司令员。

一九七〇年离职休养，晚年因土地革命时期资历较深，享受副军职待遇。第一八〇师也没有被一场败仗彻底定型，一九五三年夏季反击作战中，它重新打出了精神气。至于所谓“全师覆没”，后来也不断被纠正，师机关并未消失，仍有部分整建制力量突围，陆续归队者约四千余人。

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六日，郑其贵在合肥病逝，享年七十七岁。
关于他离世的消息，隔了几个月才公开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