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安局长1949年仍然空缺，陈赓曾向陈总提问：特科队神枪手是否能够担此重任？
1948年冬末，黄浦江畔的寒风比往年更刺骨，街头茶楼里生意冷清，却人人议论：大军南下，上海迟早换旗。
彼时的十里洋场暗流汹涌。青帮旧部、散兵游勇、租界遗留下的黑市枪支，在弄堂口抢劫、绑票，警署瓦解，司法真空。守城的国民党部队尚未彻底撤离，各国侨民船票在手，人心不安。
华东军区前指连夜商议城市接管方案。军事管制可以靠部队，公安呢？谁来统筹三百万市民的柴米油盐与夜半防线？陈毅伏案良久，指尖敲着桌面，参谋长递上统计表：全市可用警力不足两千。
“再拖下去，治安会崩。”陈毅低声道。陈赓握着茶碗，忽然笑了：“有个人能顶得住，李士英。特科出身，枪快，心更稳。”陈毅皱眉：“那位湘西小李？行吗？”陈赓点头：“他在暗处摸爬滚打十几年，最懂得和黑夜打交道。”

李士英的履历确实与众不同。1912年出生于湘西山坳，十五岁挑着锄头闯进农协，十九岁举手宣誓入党，不到一年便被调进中央特科。那支队伍以绝密著称，任务常常写在薄纸上，烧掉只剩灰。
训练更是狠。枪口距离蜡烛三步，准星一抖，要让火苗瞬息熄灭；夜行无声，脚掌必须踩不响枯叶。教官只留一句话：“活下来，再带同志活下来。”李士英记了一辈子。
1932年春，他在上海掩护一位交通员时失手落网。巡捕房连夜审讯，灯火照着刀口，他硬是一句供词没留。五年囹圄，靠着党组织多方运作，1937年终于走出大牢。

西安事变后，延安窑洞成了他的课堂。他在党校学习敌工、保卫、群众工作。夜里他常对同学说：“枪是最后的凭仗，更要学会不动声色地排险。”不久，他奉命护送周恩来赴苏联治疗，一路掩护，准点抵达莫斯科。
这些经历，让他在干部名单上愈发醒目。1949年5月27日清晨，淞沪警备司令部宣布撤退。当天午后，陈毅在南京路临时市府批下一纸任命：李士英，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刚一上任，他面对的是堆满院子的缴获武器：日伽、三八大盖、手榴弹，甚至还有航空机枪。李士英划区而治，先收枪后整编，再以里弄基层自治分担警戒。他自己睡在长椅上，电台声不绝于耳。
一星期里，黄包车夫头子、旧伪警探、流氓头面人物轮番被请到警署。有人试探，“李局长，能否网开一面？”他抬头只回一句：“新政权让百姓安心，是谈条件的时候吗？”对方噤声。
到6月底，新编夜巡队穿上灰色号衣，苏州河两岸夜半灯火重明。外商驻沪机构来电向总部报平安，市面银号恢复营业。外电惊叹：短短月余，上海摆脱了“东方巴比伦”的混沌。

随后，中央着手在各省搭建公安体系。李士英被派往山东，整顿地方保安遗留队伍；再调北京，协助起草公安工作条例。他常说：“制度是长枪，队伍是子弹，缺一不可。”
1983年，当他提交退休申请时已白发满鬓。有人请他谈经验，他笑答：“当年我用一支手枪保秘密，如今靠一纸章程保安宁。做事而已。”这是他唯一的小结。
2001年深秋，他静静离世。旧部整理遗物，在皮箱夹层里找到当年灭烛练枪的残缺靶纸，边缘写着小字：“守住黑夜，才盼来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