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究竟哪支部队的起义对蒋介石造成的打击最为沉重呢？
1949年3月初，南京总统府灯火通明，焦躁的气息在走廊里回荡。长江以南的炮声尚未逼近，可蒋介石心头那堵“防线”却已悄然松动——贴身保卫他的那支45军97师，忽然在夜色中向北开拔。
这一幕若放在一年之前，几乎难以想象。1948年秋，华东战局急转直下，徐蚌会战尚未打完，蒋介石仍寄望于“长江天险”。为此，他将直属的首都警卫师改编为97师，归入45军，正式列为野战序列，但实际任务依旧是护卫南京。三个团来历不凡：军委会警卫团、陈诚警卫团、顾祝同警卫团，人人都打着“绝对可靠”的烙印。装备大半是美械，有坦克，有榴弹炮，13000多人天天操练，外间私下称之为“铁桶围城”的最后闸门。

当时师长人选悬而未决，蒋经国递上一份名单，说：“父亲，这位合适。”蒋介石点了点头，把电报摊在桌上。“王晏清，黄埔八期，淞沪、衡阳都打过，枪法好，人干净。”随从插话，“主席，他过去似乎不喜与洋行应酬。”蒋介石挥手：“正因为如此，才让他来带警卫师。”不到一周，任命电令就下发，王晏清披挂就任。
王晏清接手时，97师表面光鲜，内部却千疮百孔。装备精良，可给养短缺；旗号显赫，可士气低落。官佐拿着津贴在南京舞厅流连，普通士兵两月吃不到肉。更要命的是，战事失利让“打得赢吗”的疑问像阴影一样笼罩军中。一些年轻军官私下感慨：“再打下去，怕是要给老百姓记在小本上。”这类悄悄话传来传去，慢慢就和潜伏在军中的地下党员产生了化学反应。

南京地下党找到王晏清时，他其实犹豫良久。曾经在正面战场抛头颅的黄埔军人，骨子里有股硬气，也有对家国的眷恋。陆平来见他，两人深夜长谈。陆平说：“师长，再守下去，南京就成笼中鸟，何必陪葬？”王晏清沉默半晌，只回一句：“我不能让弟兄白白去送死。” 这句话最终成为日后回忆录里一句意味深长的注脚。
计划不算复杂。趁着三月中旬军部演训名义，全师北渡，直接与华东野战军接触，再整建成新的解放军部队。可“纸上谈兵”遇上电报机就成了意外。为了最后确认接应坐标，王晏清亲自拨通了一个看似安全的长途。这通电话被军统监听，密报飞到南京。蒋介石大怒，当晚下令将王晏清叫到总统府“汇报工作”。审讯间隙，蒋经国还试图挽回：“王师长，你是不是被人蒙蔽？”王晏清只是苦笑，“蒋先生，前方我的兄弟天天死，南京还能守几年？”短短八个字，让满屋子的人脸色骤变。

数小时后，蒋介石因前线情报急需处理，匆忙离席。看守心存侥幸，王晏清居然借机脱身，返回营部。3月23日深夜，97师两个加强营悄然驶向浦口渡口，其余部队却在几位团长强烈抗命下留在城内。蒋介石随即在南京街头贴出悬赏，五万银元要王晏清人头。可到了25日清晨，他已带着百余人抵达江北，与三野先遣纵队接洽完毕，改编为华东军区特务团。
这支百余人的队伍，比起整团、整军的起义，规模的确不算大。然而打击的尺度并非人数，而在位置。实验室里的一根试纸染上暗红，全瓶试剂就要作废；首都心脏地带的“防护罩”出现缺口，象征意味更胜过战场折损。自此之后，国民党高层对“嫡系就是忠诚”的信心坍缩，以致渡江战役前线的调兵计划屡屡受阻。许多前线将领得到风声，担心身后南京再现“走火”，拒绝北调增援，这种相互猜忌像瘟疫一样在营盘间扩散。

值得一提的是，97师未能整体转移，与国民党内部的封闭指挥体系密切相关。蒋介石对首都警卫力量的极端集中控制，使师、团独立决策空间微乎其微。策反即便成功，也缺少纵深配合，难以发动全师突围。王晏清带走的，不过是能跟他登船的少数心腹。可即便如此，南京城里的氛围仍瞬间降温。随后一个月，多个要害部门频繁更换守备部队，甚至出现同一营连夜两度换防的闹剧，足见惊弓之鸟的心理阴影。
拧紧防线的努力没有抵住外部压力。4月20日晚，解放军炮声穿透暮色，渡江大军铺天盖地。缺乏统一调度的国民党守军多半或投降、或溃散。回望前尘，97师那次夜渡更像一记提前的钟声，把南京的恐惧放大，也把南岸最后的战斗意志提前消耗。王晏清则在之后参加剿匪、抗美援朝，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离休，他的名字很少再出现在大众视野。但那次夜行，对当时的执政当局而言，却是刺入心口的一寸寒光，提醒世人：决定一场战争走向的，不只是军费与火力，更是士兵的归属与将领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