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徐悲鸿在香港时，偶遇德国人出手四箱珍贵古画，翻至第三箱时他当即叫停，直言其余不必再看，就要这一件！。

（主要信源：中国美术家网——让徐悲鸿破产的国宝文物：八十七神仙卷）

1937年的香港，空气中弥漫着不安与焦躁。

日军全面侵华在即，大批文物因战乱流散，古董市场上真假难辨，人心惶惶。

就在这时，一位旅居中国的德国籍女士准备离境，正四处兜售家中的四箱古画。

买家是当时已名满天下的画家徐悲鸿。

此时的徐悲鸿，正带着“救亡图存”的使命在香港举办画展，卖画所得全数捐给前线将士。

他看画不是为了收藏增值，而是为了不让国宝流落海外。

 前两箱画打开，多是明清时期的作品。

徐悲鸿只是扫了几眼，并未动心。

直到第三箱开启，一幅长卷缓缓铺开在桌面上。

那是一幅绢本白描，没有署名，没有题跋，画的是八十七位神仙列队行进的场景。

画中人物衣袂飘飘，线条如行云流水，那种迎风起舞的姿态，完美契合了史料中记载的唐代画圣吴道子“吴带当风”的特征。

徐悲鸿作为鉴定大家，一眼便断定这绝非寻常之作，极可能是失传已久的吴道子真迹。

他当即拍案而起，指着那幅画对德国女士说：“下面的不看了，我就要这一件！”
 
对方开出的价格是一万银元，外加徐悲鸿亲笔画作七幅。

在1937年，国立大学教授的月薪不过百元，一万银元足以买下北平的一套四合院。

徐悲鸿二话没说，当场应允。

他刚把筹集到的七千元抗战捐款全部垫上，又连夜向好友许地山等人借钱，才凑齐了这笔天文数字。

画卷到手后，他请篆刻家寿石工刻了一方“悲鸿生命”的印章，狠狠地钤在画尾。

这四个字，意味着从今往后，这幅画就是他的命，画在人在，画亡人亡。

 随后的几年，战火纷飞，徐悲鸿辗转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地，举办了十余次画展筹款。

无论走到哪里，那个沉重的铁箱始终如影随形。

1942年，他落脚昆明。

那年5月的一天，日军飞机轰炸昆明，警报凄厉，徐悲鸿带着家人躲进防空洞。

等警报解除回到住所，他发现存放画卷的壁橱被撬开了。

那个铁箱连同里面的《八十七神仙卷》不翼而飞。

徐悲鸿如遭雷击，当场昏厥。

醒来后，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像被抽走了脊梁，一病不起，高烧不退，嘴里反复念叨着“我对不起国家”。

那幅画在他心中早已不是私产，而是中华民族文化命脉上的一环。

 接下来的两年，徐悲鸿像发了疯一样四处托人查找。

他在云、贵、川三地悬赏寻画，却始终杳无音信。

直到1944年，转机出现在成都。

他的学生卢荫寰在一户军人家中偶然认出了这幅画。

画落在一个自称“刘将军”的人手里，对方狮子大开口，要价二十万银元，还要徐悲鸿再画二十幅精品。

这简直是敲诈勒索，但在民族瑰宝面前，徐悲鸿没有退路。

他不敢报警，怕对方狗急跳墙毁了画。

为了凑这笔钱，他没日没夜地作画，身体本就孱弱的他，常常咳得直不起腰。

他的妻子廖静文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瞒着他变卖了家中仅有的首饰，又四处向亲友借贷，才勉强凑齐了这笔巨款。

 当那卷画终于被赎回来时，徐悲鸿双手颤抖着捧着画卷，眼泪滴落在绢布上。

画还在，那个“悲鸿生命”的印章依然鲜红。

虽然被人狠狠宰了一刀，但他觉得值。

他用半生的积蓄和最后的健康，赌回了这件国宝。

1953年，徐悲鸿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年仅58岁。

临终前，他没有将这幅价值连城的画留给子女，而是叮嘱妻子廖静文，将《八十七神仙卷》连同他毕生收藏的一千二百多件作品，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

从1937年的一万银元购入，到1944年的二十万巨款赎回，再到1953年的无偿捐献，徐悲鸿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文人风骨，什么是家国情怀。

那幅画如今静静地躺在国家博物馆里，不再属于任何个人，它属于全体中国人民，见证着那段用生命守护文明的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