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二条、要有市场调查，要有产品定位

开公司创业，得好好做一份市场调查，了解消费者和用户的需求，知道你该做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不能拍脑袋，想当然。看别人做什么，你也做什么，商业上有句话叫做：“学我者生，似我着死。”

学人家，是学人家的商业逻辑，而不是照抄人家的模式和操作，市场本就是千变万化的，各地也是有差异的。你不从你的实际出发，非要学着马云谈未来，学着华为搞“狼性”，不是作死么？

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拍脑袋，想当然，不做市场调查，也没有搞清楚自己产品的优势和劣势，一直到失败前夕，都没想清楚自己产品的定位是什么？没搞清楚自己的市场到底在哪里！

只知道盲目学日本，学苏联，学美国，学到最后，什么都不是，学的全是人家的皮毛。

国民党的产品是什么？

是《三民主义》，是“民权、民族、民生”。

不得不说，其实这是个不错的产品，孙文先生虽然喜欢放大炮，但还是做了市场调查的，知道当时中国市场的痛点在哪里，所以他搞出了“民族主义”和“民主共和”，他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后来市场形势变了，他还主动求变，加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虽然实际操作不太好，但好歹整体是有希望的，能够获得广大用户支持的。

蒋介石一开始也继承了孙大产品经理设计的产品思路，所以北伐军喊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所到之处，无往不利。

打得孙传芳、吴佩孚这帮名动天下的老军阀焦头烂额，老百姓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各地的农军帮助夺取县城，各地的工人纠察队直接上前线，和北伐军里应外合，上海的工人纠察队居然自行解放了上海。这就是因为产品理念好，所以市场反馈好。

成功太容易，又有江浙财阀、上海青帮、美国人入股投资，老蒋就开始走歪路了，他觉得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不靠谱，因为他还想得到资本和地主的支持呢，扶助农工更是扯淡，农工都是穷鬼，穷鬼有什么钱？

于是这个三民主义产品就改了方向，他开始玩金元政治和法西斯路线，玩到最后，他才发现，原来真正的市场不在资本家那边，还是在工农大众那边。

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他终于痛心疾首追悔莫及地说：“我们的国民革命军，不再是那个万众支持的北伐军，而成了给地主乡绅看家护院的狗腿子了”。

他们不做市场调查，蒋介石和他的政府高官们，对国家的实情，其实是两眼一抹黑，不了解自己的经济状况，不了解共产党和红军，更不了解国统区和解放区的老百姓。

他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还不如美国人，美国人经常发现，他们上午援助的枪支弹药，下午就会出现在黑市，过两天就会出现在延安红军的手上。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知道，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1942年河南大灾，一个省就有三百万人饿死，人竞相食，蒋介石却根本不相信美国记者白修德的报告，重庆政府还骂他搞“亲共宣传”，还秘密处决了帮他发电报的洛阳电报局发报员。

美国记者还发现，其实红军待遇比国民党基层士兵要好，因为红军没有吃空饷，剥削士兵的现象，参军不但能吃饱饭，还能分到田，而国民党的基层士兵被长官克扣军饷，残酷压榨，过得不如奴隶，所以他们经常把枪卖给共产党游击队，换几个大洋。

但国府官员依旧掩耳盗铃、歌舞升平，似乎啥都没发生，形势一片大好，报纸上都是捷报。


等到蒋介石跑到台湾，才想明白一个政权的用户和受众在哪里，才想明白了市场的需求是什么，所以他和他儿子开始在台湾搞土改，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地主，解放发展生产力，完成了台湾的工业原始积累。

其实早期的共产党领导集体中，也有人喜欢拍脑袋，想当然，以为照搬苏联的模式就能成功，把《资本论》倒背如流就能打败反动派，而不去搞市场调查，了解实际情况。

“立三路线”、“王明左倾”、“李德博古的正面军事对抗”，都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不了解中国老百姓的需求，想要在城市发动工人暴动而取得成功，想要在根据地推行最激进的土地政策，当年的毛泽东反对他们的拍脑袋、想当然，还被边缘化了。

但毛泽东同志毕竟是与众不同的，大家可以去阅读他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寻乌调查》，你会发现，毛先生是个非常出色的市场调查高手，他能够真正从实际出发，搞清楚市场到底有多大，有哪些层次，用户的痛点和需求是什么。从这个基础出发，你才能去设计你的产品，你才能吃下市场，最终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