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粮食部部长，为官清正，体恤民生。病重住院期间反复叮嘱医生：不要给我用好针好药，好药留给别的重病号用。临终嘱托：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丧事从简。你们知道他是谁？

他叫张体学。1915年生在河南光山县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家庭，15岁参加革命，打过日本鬼子，打过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留在湖北，从县长一路干到省长、省委第一书记。

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布衣省长”。这个外号怎么来的呢？有一回他下乡调研，到了饭点，秘书要给他安排伙食，他不干，直接走到路边的凉粉摊前，跟挑担子的老农称兄道弟坐一块，一碗凉粉解决了一顿饭。县长闻讯赶来要陪餐，他当场就甩了脸子：“你们陪着，老百姓还怎么跟我说话？”后来下乡前他专门给各地打招呼：别搞迎来送往，别摆酒席，我下去是听真话的，不是听你们汇报怎么应付我的。一个副省级领导穿得跟生产队长没两样，赶路还替群众抱过小孩，走到哪儿都能直接撩起衣服盘腿坐在田埂上跟人谈庄稼收成。这哪像个大官？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大叔嘛。

他当粮食部部长的时候，正赶上国家困难时期。各地指标压得紧，老百姓饿得吃树皮吃观音土。张体学跑下去摸底，一查发现有些地方报上来的收成全是假的，风调雨顺说成灾年，好的报成差的，生产指标定得像登天，最后还不是从老百姓嘴里抢粮食往上交。他在会上拍了桌子：“强迫农民卖口粮那是杀鸡取蛋，吃人不吐骨头！”这话说完，他真的硬是把不合理的征购指标给减了下来。有人说他这是给自己找麻烦，上级交代的任务完成不了，怎么交代？张体学只回了一句：“交代不了，我这省长就不当了。”

类似的事还有一桩。有一回他去基层视察，当地干部“热情过头”，给他端上来一盆红烧鸡块。张体学筷子都没动，脸直接沉下来了。他让人去查这是哪儿来的鸡，结果查出来是村干部从老百姓家里硬拿的，说是“招待领导用”。张体学当场发火：“老百姓一家就靠一只鸡下蛋换油盐钱，你把它宰了炖给我吃，这和土匪有什么区别？”他把那顿饭原样撤了下去，自掏腰包赔了那户人家的鸡钱。回头开会，他自己先上台做了检讨，然后一项一项整顿干部作风。在那个时候敢这么做的领导，屈指可数。

他这么较真到底图什么？什么都不图。他写过一句话算是自己的座右铭：“从政之道在于察下情，为政之要在于安百姓。”别人当官想着怎么往上爬，他当官想着怎么往下去——下到老百姓中间去，听听他们到底缺啥、怕啥、愁啥。这一套在今天听起来有点土气，可你细想，从政最基本的道理不就是这个吗？

真正让我心里一沉的，是他生命最后那段日子。他得了癌症，到了晚期，全身骨头都疼，疼得整夜睡不着。医院的专家想给他用好药、用贵的特效药，他死活不肯，反复跟医生说：“我这个病已经没多少日子了，那些好药、特效药留着给还有希望的病人用。我是省长，有这个条件用，普通老百姓得了这病怎么办？”他甚至立下规矩：他的病床，不准用任何特殊待遇，输液针头和隔壁床的普通病人用一样的，用一样的药，住一样的病房。你要是不了解他，听到这话可能觉得是作秀。可我查完他的履历和生平后反复想，一个从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人，一生不贪不占、不搞特殊、不搞特殊化，他怎么会在临终前突然改变自己去演戏呢？

他最后那个遗愿才是真正的考验。临终前他跟家属交代：我走了之后，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把所有仪式统统取消，一切从简。今天还有几个人会这么干？省委一把手、粮食部部长，这个级别的领导去世，没有讣告，没有追悼会，这简直是“破了天规”。可这就是张体学。他当了一辈子“布衣省长”，说到底就是要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走，不带一场排场、不费国家一分钱、不给后人留一丝麻烦。

你想想，他1915年出生，15岁扛枪闹革命，走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活下来的战友没几个。新中国成立后守着湖北三十多年，退休时还要嘱咐一句“别开追悼会”。为啥？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比那些长眠在雪山草地、埋骨在无名山头的战友多活了几十年，够了。真的够了，不能再浪费人民的钱了。

一个贫苦农家出身的娃，一路走到这个地位，心里始终装着“布衣”二字，这太不简单了。现在多少人当了几天官就忘了自己姓什么，出去考察要警车开道、媒体跟拍，回到办公室还要盯着几张报纸找自己的名字。张体学倒好，当了省长还要蹲在田埂上跟老农啃凉粉，这在今天的官员行为规范里简直找不到参照。可你说到底谁对谁错？我看群众心里都有一杆秤。

聊到最后你可能想问，这个“布衣省长”到底图啥？他不图啥。他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那个人。他常说的一句原话是：“老百姓养的鸡，就指望着换油盐钱，你把它吃了，你还配叫共产党的干部吗？”如今像这样把“鸡”的命看得比“官”的命还重要的人，我们身边还多不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像张体学这样的人，一个我们就不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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