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福州。七十三岁的左宗棠在钦差大臣行辕里咽下最后一口气。讣告送进京城那一刻，朝堂上一桩看似程式化的差事，却让礼亲王世铎与一班拟谥大臣束手无策——按清制，一品大员去世，内阁议谥本是定例，可这一次连呈四个谥号，全被慈禧太后驳回。一个收复了六分之一江山的功臣，竟在身后名上让满朝饱学之士交不出答卷。
 
左宗棠这一生，是从绝望里挣出来的。湖南湘阴一介举人，会试三度落第，将近不惑之年还在乡间研究舆地与农桑，自署"湘上农人"。咸丰元年太平军起，他被湖南巡抚张亮基三顾延入幕府，从此一脚踏进时局。骆秉章任内，他实掌湖南军政；曾国藩转荐之后，他在浙闽与太平军周旋，由四品卿衔一路擢至闽浙总督。同治年间办洋务、设福州船政局，又转任陕甘总督平定回变。真正让他名震天下的，是光绪初年那场震动朝野的"海防塞防"之争。
 
那一年，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把饷银省下来办海军。左宗棠不服，连上奏疏，称"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六十五岁的人，下令抬棺出关。从肃州、哈密一路压过去，刘锦棠领前锋，"先北后南、缓进急战"，一年多时间荡平阿古柏，把伊犁以外的新疆全部收回。后来又力主新疆建省，使这片土地从此牢牢系于版图。曾国藩生前说过："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这句话不是客气，是实情。
 
也正因为这种性子，左宗棠在朝中得罪的人不少。他对李鸿章的对法主和路线一向冷嘲热讽，奏疏里直言"和议非计"。光绪十年中法战争起，他奉召再入军机，旋以钦差大臣身份南下督办福建军务。马尾水师覆没之后,他抱病在前线布防，组织"恪靖援台军"渡海赴台，未及战事完结便倒在了任上。临终遗折里那句"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怀恨平生，不能瞑目"，字字带血。
 
讣闻入京之后，朝廷的褒恤一道道下来：追赠太傅，入祀昭忠祠、贤良祠，于湖南及他立功诸省建专祠。可议谥这一关却卡住了。拟谥大臣最初的思路并不难懂——曾国藩谥"文正"，那是清代文臣的极顶，左宗棠科名仅止举人，循例难比；胡林翼、林则徐、文祥都是"文忠"，论功勋资望，左宗棠用"忠"字似乎稳妥。然而呈上去的几个带"忠"字的谥号，竟接连被驳回。
 
驳回的理由，宫里没有明说，但拟谥的人心里大约都猜得到几分。一来左宗棠最大的功业在开疆拓土，单一个"忠"字盖不住西征收疆这等分量；二来此公生前性烈口直，敢与醇亲王争持，敢同李鸿章互相参奏，在慈禧跟前也并不一味恭顺。给他一个寻常的"文忠"，于功绩不称，于朝廷又似嫌过于推崇。世铎一时拿不出主意，便向太后举荐了军机大臣许庚身。
 
许庚身是浙江仁和人，咸丰举人、同治进士，在军机处行走近三十年，于历代典章、谥法掌故烂熟于心。他奉命议谥，给出的两个字是"文襄"。依《逸周书·谥法解》，"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这三条，左宗棠都担得起。本朝先例也有迹可循：康熙朝治河三十年的靳辅谥"文襄"，乾隆朝平定廓尔喀的福康安亦谥"文襄"。问题在于,咸丰三年大学士卓秉恬曾奉文宗面谕，文武大臣若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竟者，不得拟用"襄"字。左宗棠正是在督办闽海军务任上病殁，按这条旧谕，"襄"字本不该轻议。许庚身把这层缘由原原本本陈奏，最后一句话留给慈禧裁断。
 
慈禧问："本朝何人谥文襄？"答曰靳辅、洪承畴、福康安。又问靳辅有何武功，许庚身从康熙亲政、河务漕运三大事讲起，将"襄赞圣功"四字落到实处。话说到这里，太后才点头："要说开疆拓土，左宗棠也算得上，主谥'文襄'吧。"一锤定音。
 
事情看起来是议谥技术的胜利，骨子里却是一次朝廷的妥协。"文襄"既肯定了西征大功，又避开了"文忠""文正"那种把左宗棠抬到道统正脉的位置；既给了这位倔强老臣一个体面的归宿，也安抚了朝中那些与他不睦的同列。一个谥号反复拟了四遍，最后落到这两个字上，照见的不只是左宗棠的功业，更是晚清那个外有强敌、内有党争、君臣之间互相提防又互相倚仗的复杂格局。
 
后人翻开《清史稿》看那一行"赠太傅，谥文襄"，往往一带而过。可在光绪十一年深秋，这两个字是从奏折、口谕、典故、旧例里反复揉搓出来的。它装下了一个抬棺出关的老人，也装下了一个王朝在风雨飘摇中，最后一次郑重其事地为自己的脊梁立碑。
 
【主要信源】《清史稿·左宗棠传》，赵尔巽等，中华书局点校本